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刘小羊，是一位主持人。从业将近二十年，主持过很多收听率很高的节目，得过中国新闻奖，还曾被评为央广的十佳主持人。
从小到大，我在求学和就业的路上走得顺风顺水。我一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也很少因为什么事情受挫，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直到孩子五岁的那年，我发现他患有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孩子是一种生理性的障碍。
那时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驻外三个月，家里打电话说孩子最近在幼儿园表现不好，老师希望找家人谈谈。
这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因为我儿子从小就比较活跃，算是那种淘气的小男孩。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离开家时间比较久，孩子出现了分离焦虑。我很自信，觉得只要自己一回去，孩子得到了“妈妈”这个解药，一切就会好了。
回到北京后，幼儿园的园长和孩子的班主任一起和我见了一次面。
老师说，孩子非常难管，不听指令，还常和别的小朋友起冲突。上课的时候，他会突然站起来喊叫，有时还会站在桌子上。
因为他干扰集体，多次被送到楼下资料室的一位阿姨处单独看管。
我们上的幼儿园是一个普通公立幼儿园，园长和老师的风格都比较传统，也没有太多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知识。
他们觉得孩子让老师很头疼， 却并不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我出差在外这个明显的因素，所以大家一致都认为是妈妈陪伴太少导致的。
对此，我一方面有愧疚，另一方面又并没有太担心。觉得只要自己回到孩子的身边，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
感统训练
那时的我零星主持过一些教育节目，接触到了“感统失调”这个概念。社会上提供感统训练的培训机构也很多。我感觉孩子的情况很像是感统失调，就带他去西四环的一家机构做了检测。
我记得当时做了几张量表，有测量孩子智商的，也有测试感觉统合的，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前庭功能失调。
还记得那位接待老师说：“还不赶紧上课啊？好多孩子都在我们这里治好了。不然都被拉到六院去吃药了！”
当然，我后来才明白这种说法有多么不科学。
感觉统合是美国的爱尔丝博士（Anna Jean Ayres）于1972年提出的学说，指将人体器官各部分感觉信息输入组合起来，经大脑统合作用，完成对身体外的知觉做出反应。
ADHD的孩子可能合并有感统失调，感统训练对这部分症状会有改善，但并不能解决ADHD的核心问题。
对于ADHD的治疗，首选方法是 药物治疗+行为治疗。
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寄望于通过感统训练替代药物治疗是非常不可取的。
可是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些，“不吃药解决问题”这个方案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立即给孩子报了两个周期的训练。每周两次，在孩子幼儿园放学后带他去上课。
孩子每次训练一小时，运动一场，出一身汗，没有什么不好，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至暗时光
幼儿园老师的告状却变得越来越频繁。
儿子和班级里的小朋友不断出现冲突。每天接他回家的时候，都有一群小孩围着我告状。在一帮小孩七嘴八舌的围攻下，儿子又气又急，小脸憋得通红。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采用的方法又是捏紧小拳头，作势要打人。
那时的我，完全不懂怎样面对这样的场景。
我急于弥补自己和孩子分离的缺憾，急于让孩子步入正轨，给孩子定了很多的规矩，执行起来又非常严厉。
这一切，让孩子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我只知道打人不对，要管教，却没有想到过：
为什么孩子会有攻击性？
在他的愤怒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脆弱和无助？
当他不懂得如何正确和人相处时，我只是不停的说“不该做”，有没有手把手教过他“该怎么做”？
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腹背受敌，因为无助而更加自我保护，像刺猬一样对周围的人都树起了尖刺。
我的一位朋友是儿童神经内科医生，她听我说完了孩子的情况之后，很警觉，说感觉孩子不只是感统失调，有点像是多动症的前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多动症”这个名词。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隐隐觉得不安，可还是不太愿意相信我的孩子会和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有联系。
毕竟孩子在五岁以前，除了特别淘气之外和别的小男孩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
朋友告诉我说，目前在国内，医院并不会给学龄前的孩子下诊断。目前阶段，建议我带孩子多做运动。（后来我知道，学龄前即使不诊断，也可以开始进行行为治疗，越早开始越有效。）
因为无法诊断，也因为我自己对什么是多动症也一无所知。
我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应对孩子的状况，只好一边做着感统训练，一边继续用我“原生态”方式带着孩子。
情况越来越糟糕。
接下来的一年时光，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幼儿园老师的投诉，类似不守纪律、推搡别的小朋友、乱丢玩具之类……层出不穷。
因为表现不好，他常常被隔离出群体活动之外，被单独看管。班里的孩子也开始疏远他，他更加孤独而愤怒。
我也不断接到其他家长的投诉，说孩子在幼儿园今天打了这个，明天动了那个。
上班时，听到班级群里有响动，或者有陌生的家长来加我微信都让我心惊肉跳，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有人要来告状了。
我焦灼不安，采用了很多现在想来很愚蠢又粗暴的方法。训过、罚过、骂过、打过，没有任何效果。亲子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孩子也越来越急躁。
他开始抗拒去幼儿园，常常在幼儿园门口拖着我的手哭的撕心裂肺。
幼儿园的老师也很痛苦，抱怨说没有见过这么难带的孩子。
有一次，孩子和班里一个男孩起了冲突，踢了对方一下。
那个孩子并没有受伤，可是对方父母不依不饶，大闹幼儿园。我赔礼道歉，陪他们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妈妈依然极度不满，在家长群里用极具侮辱性的言辞刷屏谩骂。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人用这样的字眼羞辱过。
想要分辩几句，却有更多的家长跳出来应声附和，我被淹没在了一片指责声浪中。
有一个妈妈甚至把我儿子犯错误被老师处罚的视频发到了班级群里。
视频里我儿子一边哭，一边情绪失控的场面，被众多围观家长指指点点。
有家长说：“该！还有脸哭！”
我现在都还记得看见那个视频时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的感觉。
有一位家长甚至直接跟我说，“孩子是父母的复印机，什么样的孩子就能看出有什么样的家长。”
似乎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这个妈妈有多么不称职。
你的教育是多么的失败。
你和你和孩子，是多么应该被清除出这个群体。
那一刻，我几十年积累起的自信土崩瓦解。我头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能和无助。
我开始夜夜失眠。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资格做一个母亲，甚至怀疑孩子现在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脑电反馈
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引进了一种注意力训练的游戏。通过感应器检测脑电波的状态，如果孩子注意力集中，游戏就能继续。据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抑制冲动。
我又如获至宝，为孩子报了一年的课程。期待能够产生神奇的效果。
训练的地方离家很远。我不辞劳苦，每周两次下班之后带着孩子在晚高峰驱车将近两个小时去上课。路上因为堵车颠簸，孩子好几次晕车吐了。
我和孩子都很疲惫，可还是满怀希望咬牙坚持。
培训机构的老师很温柔，对孩子也很耐心。孩子仿佛找到了情感寄托，非常依恋这个老师，大部分时候在老师面前表现都不错。
可随着新鲜感渐弱，他自控力不足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有时不肯训练自顾自的说笑，完全不听老师在说什么。
这样的训练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孩子在幼儿园中遇到的困境依然如故。
当时的我，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可能对孩子好的，就马上去尝试。并不知道每一种方法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产生效果。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训练方法属于脑电反馈的一种。它的效果因人而异，针对ADHD的治疗，这顶多算是一种补充方案。
我儿子当时的情况，系统而又专业的行为治疗才是首选方案，期待脑电反馈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切实际。
几个月后，朋友帮我退了费。
一条又一条的路断掉。
孩子在摸爬滚打中从幼儿园毕业。感觉从园长到老师都恨不得要敲锣打鼓欢送我们离开。
我试着给他报了学前班，连续两家都因为他不遵守课堂纪律而被劝退。
孩子上小学前，我对未来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
确诊ADHD
正在我陷入绝望一筹莫展的时候，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北医六院的杨莉大夫。她是国内ADHD诊疗的专家。
通过跟她的交流，我真正了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
数据显示，在中国，儿童ADHD总体患病率约为5.7%。
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会不会是多动症？
我带孩子去北医六院进行了检查和检测，最终得到了确诊。
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很想大哭一场。
几年的煎熬压成了一张纸。
原来，我儿子真的不是一个坏小孩，他只是生病了。他需要我的帮助。
普通父母可能很难体会那种感觉。大部分人如果听说自己的孩子患有先天性的大脑生理障碍，都不会太好受。
可是，对于饱受摧残的ADHD父母来说，得到这样的确诊却无疑是一种解脱。
你终于知道长期折磨你的问题来自哪里，你终于知道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也终于可以不再疯狂地的责备自己，能够从莫名的焦虑中被拯救出来。
从此开始一条崭新的路，更能理解孩子，更能善待自己。
系统治疗
不久后，我接触到了一家从事行为治疗的机构，分为父母课和孩子课，我带着儿子一起接受了大半年的课程训练。
通过学习，我了解了孩子心理成长的规律，了解了ADHD孩子的特殊性和面他们对的困难，逐渐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孩子进入小学后，我和老师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几乎和学校的每一个科任老师都见过面。
有些老师一开始也有误会，认为是家长不管孩子，“惯”坏了孩子。
但在我的不懈沟通和交流之后，老师逐渐转变了观点。开始理解“多动症”这种注意缺陷障碍的存在，也在行动中尝试对孩子减低要求。
经过反复考虑，在综合评估孩子的情况后，我们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服用药物。
在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的共同作用下，孩子取得了明显的改善。
这些年来，为了更好的帮助孩子，我大量阅读ADHD的书籍，又采访了很多国内ADHD领域的专家和医生。
我曾经和北医六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制作过一系列ADHD的知识普及节目。
2018年，去上海参加了第四届亚洲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术会议，采访了多位世界ADHD领域的专家。
2019年，参加了北医六院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系统诊治技能高级培训班，获得了相应证书。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会去台湾。在那里，我拜访了很多专家学者和特教老师，也考察了台湾为ADHD患者提供帮助的社团组织，学习了那里的先进特教经验。
我还通过自学学习了发展心理学的相关课程。
持续的学习让我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量，也让我对帮助孩子更有信心。
虽然，ADHD的特质可能会相伴我儿子的一生。我们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但是我通过学习，知道了孩子天生具有怎样的局限，他面对的是怎样的困境，我又能够为他做什么。
我想，所有多动症儿童的父母，都或多或少有过同样的经历和感受，也都有过被焦虑、羞愧、自责、困惑、无助折磨的至暗时刻。
我很庆幸，当我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那最黑暗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ADHD是不是一种“病”？有没有治好的那一天？
我想这需要父母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知。
你可以把ADHD理解为一种大脑发育的滞后，确实有一部分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到18岁以后逐渐追上同龄人。看起来似乎就是“好了”。
对于他们来说，ADHD变成了一种特质，他们很好的与之共存，甚至将它变成了从事某些工作的优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ADHD的症状会相伴一生。
按照最新的研究，85%的ADHD患儿的某些行为会持续到成年。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的学业、身心健康以及成年之后的家庭生活和社交能力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可以说，如果孩子确诊了ADHD，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回首往事，我深感中国的多动症知识普及有多少空白等待填补，也深感中国的多动症孩子和父母多么需要及时准确的帮助。
学校，教育工作者对多动症缺乏足够的认知。一线老师们疲于应付繁重的工作，缺乏专业的培训，很难使用有效的教育方式来进行课堂管理。不仅不利于ADHD孩子的成长，教师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社会，我国的特殊教育发展远远跟不上需求，社会大众对多动症儿童了解甚少，常常冠以“熊孩子”的名称进行口诛笔伐。各种机构良莠不齐，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网络上充斥着许多错误虚假的信息。让很多孩子错过了宝贵的干预时间，在不适当甚至错误的治疗方式上泥足深陷。
凡此种种，让我下定决心，利用我所学习到的知识和自己一路走来的亲身经验，开办这个ADHD知识普及的平台。
我计划每天推出3分钟科普音频，每周推出一篇深度文章，开设知识科普、寻医问药、行为治疗、专家访谈等栏目。
想和天下所有患有ADHD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相互扶持，共同走过艰难的道路。
我喜欢把 ADHD 翻译成 “爱的好的”。
我坚信， “爱的” 教育，能够给孩子带来 “好的” 明天。
我们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