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新经济学：保障激励经济学》的探索者----李录堂教授

访《中国新经济学：保障激励经济学》的探索者----李录堂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 李国洋 记者 赵少康

记者：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时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创造自己的知识体系，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我国经济学而言就是要回答“中国经济学之问，世界经济学之问，人民经济学之问和时代经济学之问”。有人说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经济学，李老师您怎么看？

李录堂：的确如此。例如中国文学，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具体作品支撑。而《中国经济学》则没有形成这样的情形。当今中国已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可至今都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经济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什么说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建立起具有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呢？

首先从教材建设现状来看，1949年以来中国大中学校课堂里几乎全是外国经济学教材主导，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依据外国事实和实践总结的经济理论，这一教材事实和现状说明中国基本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学教材。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假如你是一名经济管理类外国留学生，你来中国整天学的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对留学生来说是不是有些尴尬呢？这些留学生可能会想还不如直接去欧美国家学习呢！所以，如何借鉴国内外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时代之问”，已成为中国经济实践创新和培养自己经济学人才的客观要求，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中国人民和世界都期待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及其教材诞生。其次，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关系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长期落后于经济政策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革命奇迹、经济增长奇迹和减贫奇迹为举世所公认，但反映中国这些成功的系统经济思想、整体理论逻辑及其相应创新性的系列概念内容表达体系还没有产生。除了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主导的话语体系外，几乎见不到其他独立反映中国经济成功事实和实践创新的系统性经济理论话语体系，例如中国虽已从政策和实践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但如何从理论角度解释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学理和哲理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此类重大基础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又独立于它的创新性理论回答，实际上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话语权仍然非常弱势，迫切需要系统创新和发展中国自己高质量的经济理论思想话语体系。

第三，从历史视角来看，我国古代经济实践和政策丰富，但理论总结不足。有学者曾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侯家驹，2008新星出版第38页），“中国（古代）经济是早熟形态，于纪元前，即已完成西欧中世纪以来的经济演变历程”。但令人困感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超前”的、丰富的经济实践和政策体系，却未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经济学理论?

第四、从国际视角看，国外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古代没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1996年商务印书馆，第86页）中写道: 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古代）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留下来可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的著作。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古代经济实践和政策对创建《中国新经济学》仍有重要历史利用价值。

记者：李老师您能谈谈什么是中国新经济学？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录堂：我认为,中国新经济学应是借鉴国内外先进成果基础上、依据中国事实、实践和经验总结概括的学说,应该是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它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具体讲我认为，中国新经济学应坚持价值观与事实相统一、历史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现实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的原则，以新的逻辑推理体系和知识框架体系探讨《中国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和内容及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新鲜事实和典型案例，如公有制及其公有市场经济和集体公有市场经济，非公所有制及其非公有市场经济，二者混合共存一体化发展。前者对应的主要理论是经典政治经济学；后者对应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两种经济理论在中国都有事实和实践基础，如何从两类看似矛盾的事实和理论中寻找它们共同的底层经济学逻辑，总结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呢（包括数字经济理论问题等）？《中国新经济学：保障激励经济学》应以此问题为导向，从保障激励的角度，首先把中国人民利用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结合取得成功的经济学道理（使命、价值取向与正义性等）、哲理（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变”与“不变”等）和学理（学科原理的发现及其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的逻辑推理过程、可验证性等）等规律总结出来，构建体现中国事实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其次，应探索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从“双重保障型军事经济（1921-1949）”到“双重保障型计划‘运动’竞赛经济（1949-1978）”，再到“双重保障型市场经济（1978-现在）”的实践与理论发展演变规律以及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与联系等。第三，应阐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的保障性公有产权与激励性责任产权、保障性社会责任产权与激励性非公产权、保障性资本与激励性资本、保障性劳动与激励性劳动的作用机理、意义以及各种生产要素保障性供求与激励性供求机制；此外，还探讨数字经济保障激励技术与方法问题等。总之，我认为《中国新经济学》应是立足中国，以基本原理的“变”与“不变”及其简单应用和创造性应用为双重逻辑线索，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探寻人类保障激励经济行为规律及保障激励指数设计与应用，进而实现经济稳定最大化、资源市场保障激励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动力最大化的学问。

中国新经济学至少包括：诗词戏曲等作品中“艺术思想原理”和工程技术中“科学原理”的发现及其简单应用和创造性应用、“边际原理”在经济分析中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 大数据经济原理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结构原理在经济分析中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经济管理中保障激励原理的发现及其简单应用和创造性应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准保障激励机制、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原理的发现及其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保障激励原理在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中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人力资本原理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双重保障型军事经济”、“双重保障型计划‘运动’竞赛经济”、“双重保障型市场经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原理的简单应用与创造性应用、各要素保障性供需和激励性供需理论、中国特区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等内容。

记者：李老师，对我国已经出现的经济学作品，如《论十大关系》、《生产力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人口论》、《农业与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代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中观经济学》、《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超现代经济学》、《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等，您又怎么看呢？

李录堂：对上述这些作品（列的肯定还不全，还有经济学论文未列），首先我们应给予鼓励，这至少说明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探索着，没有停止。但客观讲，这些作品要么没有超越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范畴，要么只在西方经济学里转圈圈。1921年以来中国100年的经济实践和事实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范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已无法用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去解释，或者用现有两类经济理论的任何一种都无法逻辑性推导出今天的中国经济成就和实践。

记者：根据您对保障激励经济学的研究，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李录堂：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实践上体现为保障激励，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保障激励型体制机制，如在农村形成“土地集体公有权保障，土地家庭承包责任产权市场流转激励”；在城镇形成“土地国有权保障，城镇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激励”、国有企业公有产权保障，国企法人责任产权激励和员工股权激励、底薪保障和绩效提成激励等；非公企业则形成了非公社会责任产权（如环境生态、社保和慈善等）保障和激励性非公产权激励等；在资本领域形成了国有企业公有资本保障和责任资本市场激励及个体资本市场激励，非公社会责任资本（如环境生态投入、社保和慈善投入等）保障和非公资本市场激励。从这种体制机制运行的结果看，4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资源市场配置相对优化和经济发展动力较大，如GDP增速几乎一直保持在5%以上，改革开放早期甚至达到了两位数以上的GDP速度，财富涌现较快较多。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怎样发展？或应该怎样发展？

李录堂：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已规划好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蓝图，它与保障激励型体制机制完全契合，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来说，如何将宏伟的发展蓝图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各种保障激励机制，最终形成稳定优化持续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从保障激励的角度来看，农村农民保障激励双重不足，需要保障激励同时发力，而城镇房地产及其金融则激励过度，需要保障激励均衡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则需要激励性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