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就业”：巨变时代的个人命运与中国出路
文栋 | 资深研究员
一、断裂的就业：变动时代的不安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技术剧变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外经济增长乏力，部分产能遭到破坏，不少传统企业被淘汰出局。宏观经济的震荡，加剧了就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衡，很多仍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被挤出就业市场。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从“996危机”、“35岁危机”到反思“困在系统里”，从“佛系论”、“内卷论”到“躺平论”，从所谓的“孔乙己脱不下长衫”到考公考研热，青壮年劳动者表现出对传统行业、体制内等“稳定”工作的偏好，而拉动经济复苏的新兴产业、新零工经济等却因劳动者的避险意识出现“用工荒”，就业岗位的错配加剧了整体劳动市场的断裂。这些现象看起来是市场经济周期的问题，背后其实勾连着时代变迁、生产方式调整与社会心理的剧烈碰撞。
（一）经济与就业的双向压力
在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周期中，传统上经济最强势的美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银行业接连暴雷，政府债务率不断攀升，实体经济复苏步履艰难。从国内看，我们面临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全球资本的无序流动导致金融环境复杂度提高，外贸受到冲击、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等等，都对中国传统工业经济造成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正在经济转型、技术爬坡的关键时期，一些落后、低端的产能被优化和淘汰，一些不合理的行业泡沫被挤出，而新的高技术产业仍在发展过程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这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不少劳动者面临失业或转岗困境。
整个社会的就业形态正发生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传统行业中，随着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转移，大量工作岗位消失或被大幅压缩；而在新兴行业中，岗位和能力需求都在快速变动，兼职、按件计酬等形式成为雇主首选，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和就业生态，从业者需要努力适应行业变动，才能保住工作。这就意味着就业市场显现出“过热”和“遇冷”的冰火两重天景象。与过去十余年就业人口在许多行业普遍过剩的情况不同，如今总量矛盾让位于结构性矛盾，就业意愿与技能不匹配而导致的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问题愈发凸显。
（二）新科技与新工业的冲击
在传统经济失序的压力之下，企业加快了技术代替人工的步伐。IBM在5月初宣布，将暂停招聘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约7800个岗位；美国编剧工会罢工，抗议制作公司试图将人工智能引入编剧工作；在关注度较低的领域，无人港口系统代替了卡车司机、吊臂操作员等人类员工，黑灯工厂淘汰了流水线工人……这些都在短时间内发生，以至于劳动者难以快速提升技能，以适应新的就业要求。
事实上，互联网、云计算、工业4.0等前沿技术正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GPT系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尤为鲜明和直观。新科技颠覆了就业市场，逐步推动劳动者从高重复性、可编码的工作转向个性化、难编码的工作。如今，生产性行业需要更多机械、人工智能、产品专家和个性化产品设计师，而非传统工人；经营性行业需要更多解读和应用数据的人员，而非数据的制造者；运维型的职业需求大大缩水，单个员工可以作业的范围大大增加；而教育、家庭和社区服务、健康和养老等与个性、服务相关的行业需求，则会进一步增加。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完全颠覆“工作”或者说“劳动”的概念。在此转型过程中，如何帮助劳动者挺过“摩擦性失业”的艰难过渡期，对社会稳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个体心态与位置的挣扎
国际、国内经济剧烈调整时期的时代巨震，叠加科技发展带来的强烈冲击，个人身在其中，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感。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有1250万青年新增就业人口，而2023年1-2月的城镇人口失业率调查发现，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8.1%。
在这种强烈的不安感下，人们的就业心态发生变化，就业观也出现裂变和分化。青年高学历人群挤向体制内岗位，追求“国家”保障的稳定；普通学历、大龄劳动者则在求职过程中受到“学历挤压”和年龄歧视，默默接受了“螺丝钉”的位置，或通过降低需求、省钱存款来维系一份岌岌可危的“安全感”；而最缺少信息和资源的弱势群体，则只能随波逐流，接受无法规划的生活。这些现象意味着，人们的职业危机感在上升，进而本能地提高了对就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预期。然而，稳定只是相对的。由于生产性行业和经营性行业的就业不充分影响了经济复苏，一些地方出现财政问题，公务员、教师等“铁饭碗”职位面临降薪甚至欠发工资的困境。
总的来看，以“稳定”为核心的传统职业发展路径，正在被时代打破。今天，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一生直到退休的人明显变少了。正如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主人公追求桦钢“铁饭碗”的各种客观条件已经改变，已经无法通过旧的方式追求稳定。在时代震荡和求稳而不得的现实张力下，每个人都需要寻找新的自我安放之法，而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也需要做出调整。这一全方位的调整过程，尤其需要借助技术，重新塑造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就业的社会生态。
二、可持续就业：用技术重新连接社会
人们常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向技术寻求解决方案，就是要借助技术，在产业创新升级中拓展新的就业岗位，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交互网络，帮助劳动者在变动和流转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新技术的持有者，特别是已成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不仅以经营利润为衡量标准，更要兼顾社会责任，通过新技术平台为社会公众、为上下游公司创造更多机会。而劳动者也亟需从“工作稳定”的逻辑转向“能力稳定”的逻辑，从而抓住更多就业机会。当社会和经济都在不断调整和改变，一个工作岗位，一个职业，甚至一个专业产业领域，都有可能消失。但对工具的熟悉，对某类机械、某个技术、某种工艺的理解，对语言、文化的把握，或者是与人沟通的能力，这些都不会消失。要让人身上最为本质的能力持续发挥其价值，形成可持续就业的良性社会循环，关键在于帮助每个个体更了解自身的能力和特长，同时对各种工作的需求进行重新梳理，完成人和岗位的高效率对接。
（一）新生与重构：从不稳定到可持续？
近年来的数字技术进步与互联网业态延伸，不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催生出许多新的职业类型。比如社交媒体的发展创造了新媒体、内容审核、社群运营、直播销售、小程序开发等工作岗位；大数据的发展带来了数据标定员、数据分析师等岗位需求；电子游戏的发展创造了诸如游戏设计、电子竞技员、比赛解说、赛事运营等职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关键词工程师、虚拟世界设计师、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员等新岗位也将出现。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最新的职业分类大典增加了168个新职业分类，其中超过一半是数字相关职业。
这些新职业的出现，一方面被视为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表，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劳动者“去技能化”、“规避劳工权益保护”等诸多争议。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这种不再受用人单位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平台与市场对接的劳动者，恰恰把灵活就业作为在不同职业之间进行风险规避的一种机制。很多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成为“斜杠青年”，以化解转岗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并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显示，“自由职业者”在职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从2008年的0.1%猛增到2019年的5.6%，意味着灵活就业者这个群体已达到3900万人。这一数据既体现了“零工经济”的潜在规模和巨大潜力，同时也意味着“零工经济”承接的不仅是周期性失业伴生的过渡性岗位，相当多的人口可能选择终身灵活就业，或者是以多个灵活就业岗位维持收入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技术与规模经济相结合，也创造出新的就业生态。比如偏远山区利用小程序团购日用品和大件电器，农民利用视频号售卖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更有超百万的残障人士通过平台担任电商客服，使原本属于“零工”的工作获得“就业”属性。而各种信息平台的出现，也促使许多行业再整合，像家政、房产等中介行业，快递、外卖员行业，网络文学行业，媒体内容生产行业等，都在平台力量的加持下，形成聚合力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职业持续性。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不仅创造新的就业，还将“需求”和“劳动者”更加高效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高效链接，给了劳动者更多选择的机会。社会调查显示，更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人更愿意选择外卖、快递这种“零工”行业，而不愿成为“厂哥”、“厂妹”。当然，技术提供的选择机会是双向的，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工作的自由，雇佣方也获得了在更大市场选择雇员的自由。这些案例也意味着，技术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价值，更多地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而非技术本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延续技术的积极性，抑制其消极性，以技术赋能促进就业发展。
（二）可持续就业：基于技术赋能的社会整合
与传统的稳定岗位、稳定周期、稳定模式不同，由平台整合所产生的新的就业方案，对市场需求进行拆分和重组，通过灵活高效匹配，让拥有一定技能劳动者对接到相应的工作。如果从破坏性的角度看，短期内，围绕技术产生的新职业似乎让劳动者与岗位分离，成为不稳定的漂浮者；但从建设性的角度看，新职业加强了个人“简历”或“品牌”的经营，将个人就业保障落回到“技能”这个更为根本的因素上。当技术助力实现信息整合与沟通，同时通过引导和帮助劳动者在工作内外不断增强原有技能、学习新技能，真正的“可持续就业”模式就具备了基本条件。
可持续就业的关键在于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在新模式下，通过稳定或不稳定的各种工作获得能力和机会、持续实现个人价值，也意味着企业和社会利用技术和平台，整合不同组织和个人的资源，畅通社会交互渠道，从而帮助劳动者在社会网络中实现可持续就业，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可持续，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可持续、就业机会可持续以及就业生态可持续。
就业能力可持续，即借助技术赋能，保持知识、技能及思维的更新和突破。面对不断更新的需求市场，技术能为个人提供的可能性有：一是在已有成熟技能上，增补新的技能。例如随着年龄增长，不再适宜高强度工作的代码工程师，可以增加沟通技能，转向培训、需求对接等岗位。二是在两个甚至多个职业之间进行“斜杠”。例如许多人作为导游等行业从业者，同时还是视频创作者、实体店或网店经营者。三是通过过渡性、尝试性工作发掘兴趣、延展技能，进而转型。例如设计师、心理咨询师等诸多行业，都发展出较为完整的线上职业成长路径，有利于一些初学者或职业转换者了解行业、积累经验并获得一定报酬，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职业计划。
就业机会可持续，就个人层面而言，意味着劳动者可以获得充分的工作机会；从社会角度来说，则意味着平台企业和社会需要进一步促进信息对接，梳理不同职业需求和新旧知识技能，开辟新的就业空间，帮助个体劳动者以更便利的方式获得培训、实践和试错，实现能力提升。例如，一些视频平台、电商平台通过为内容创作者和商家提供需求信息和实用技能课程，帮助从业者提高能力，迅速成长，平台也获得更好的内容和商品，实现双赢。而“零工经济”的存在，也为处于转型期的劳动者提供了过渡性的选择。通过把不同类型、不同要求、不同层级的工作机会编织成一张“机会之网”，将有助于增强社会就业安全感。
就业生态可持续，是在宏观环境上，意味着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相互促进，传统就业和新兴就业实现平衡互补，以促进稳定就业和灵活就业的良性衔接。当前，已经涌现出一批生态型数字就业平台，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作为关键链接点，这些平台可以推动上下游生态发展，从而创造出不局限于平台本身的就业价值。电子商务生态和社交生态就是两种典型场景，前者发展出电商特色产业集群、中小微企业等多样化的生态，后者延伸出公众号创业、小程序开发等依托于个人技能和资源整合的就业生态。在湖北黄梅的调研案例中，许多创业者在淘宝、拼多多、抖音都有创业经历，又在最近转向微信视频号，这种在平台之间的流动与切换，体现了不同生态之间的追逐与替代。
面向未来，就业市场和就业逻辑重塑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就业能力、就业机会、就业生态的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平台经济理应发挥更大作用，社会也更需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中大显身手。而“职场”和“就业”的概念将进一步转变，朝着兼具效率和自由、赋予个人更多发展空间的方向演进。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还有不少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三、道路不平坦：有待破解的多重迷思
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和未来剧烈碰撞的时期，碰撞意味着变化，变化也必然带来阵痛和革新。如何使革新真正成就人，而不是牺牲一代人或一部分人，是我们在技术社会打造可持续就业的整体生态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要推动就业生态的积极转变，至少需要思考和破解三个迷思。
（一）技术宰制迷思：如何从“技术消耗人”转向“技术服务人”
当下的职业环境，总体上依然延续着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化、高效化风格，具有较强的资本驱动逻辑，主要表现为通过差异化薪资激励，推动劳动者高强度工作，并尽可能地减少人工成本。这种逻辑催生出的“996”等现象之所以被诟病，主要是因为其与个人诉求之间存在矛盾。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在于生活保障、适度自由、自我实现这三者的平衡。而资本驱动逻辑具有强激励的特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内卷化竞争的局面，这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人的过劳和内耗。虽然一些企业正逐步调整岗位工作强度，但大量的工作岗位，依然维持着高强度、高消耗的运转模式。面对这种现实，人们开始反思：当一个人为了不能停止的经济生产机器服务，为了满足社会运行的要求而不断奔忙，为了技术的迅速迭代而成为一种被编码的数据，人不就成了“机器”的附庸了吗？进一步追问，技术究竟是消耗人还是服务人？理想的答案无疑是后者。而要把理想的答案变成现实，恐怕还要从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来考虑。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谁以怎样的目的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运用技术。如果技术能更多地作为服务者嵌入生活和工作，真正帮助每个人扩展空间和可能性、降低各种成本，将极大地释放人类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如何推动社会经济从“技术消耗人”的恶性循环转向“技术服务人”的良性循环，需要各方共同思考并为之努力。
（二）社会保护迷思：如何在新型职业中给予劳动者必要保障
与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主义不同，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注重均衡主义：市场竞争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逻辑，但社会保护逻辑正在回归，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凸显——这与近年来全球性的社会保护思潮遥相呼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可持续就业生态，就更需要同步思考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平台企业正在尝试与政府建立合作，探索新的社会保障方案，部分行业也在探索从业保障模式，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如何建立新经济、新行业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和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以合理的方式将新型就业模式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让社会基本福利真正成为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安全网，还有待更多努力。从长期来看，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就业，也有利于新经济和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共同体迷思：如何真正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同步发展
客观来看，新型就业和社会网络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快递、外卖配送员、数据标定员、内容审核员等工作，虽在快速发展时期需求量极大，但被技术替代的可能性较高，人员转型方向却不明确。另一些岗位——如某些技术型工人、代码工程师等，受技术代际变化影响极大，新技术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他们会被市场抛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新技术、新经济和新就业模式，对年轻一代、知识群体更为有利，对更广泛且更需要支持的相对弱势群体则并不那么友好。而这些“被抛弃”的人，正是最需要实现可持续就业的群体。因此，着眼未来，要让个人真正跟上社会的发展，除了要让技术的创新应用更符合人的生活和发展需要，还要重塑职业能力培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培训，而是要建立起全社会、普惠性的职业能力提升系统，其背后是相应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支持体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补上的重要一环，也是可持续就业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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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培林、尉建文：《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应对》，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