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通过“造反”掌握上海市委大权的几个人，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1967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一月风暴”，继而夺取了上海市委大权，之后的几年里，几人在上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致使一大批老同志受到他们的迫害。
他们异军突起成为政治明星，可是他们却辜负了组织信任，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做了不少错事，这也注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那么几人后来的结局又如何呢？
王洪文
王洪文是文革时期的红人，他发起组织“上海司令部”当起了司令。后来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风暴，刮起夺权风。
1968年，原本只是一个国棉厂小主任的人物，一跃成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务委，一跃成为党内二号人物，年仅38岁。
王洪文是时代造就的宠儿，来的快去的也快，登高跌必重，仅仅3年后，他的命运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被隔离审查，办案人员到王洪文的住所搜查证据，发现王洪文的生活异常腐败。
搜查出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人民大会堂员工福利茅台若干，
此外，还有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手表、太阳能打火机等大量轻工产品，可谓极端奢靡腐烂。
后来，特别法庭对王洪文审判时，警卫员王爱清在法庭中义愤填膺地说道：“这和过去欺压百姓的地主，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1977年7月，王洪文被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
1986年，王洪文患病后入院治疗。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故，终年58岁。
王洪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工人成为副主席仅用了几年的时间，然而，几年后又马上跌入谷底，牢底坐穿，真可谓是跌宕起伏。
张春桥
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菏泽巨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他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曾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人员在济南发起成立外围组织“华蒂社”。意思就是“中华法西斯蒂”，在此期间，张春桥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
1937年抗战爆发后，让张春桥有了弃文从武的想法，一路辗转于1938年到达延安。
期间，张春桥隐瞒个人有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骗得组织信任入党，当时我党知识分子少，像张春桥这样有文采的人，当然是求之不得。
此后，张春桥主要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张春桥随军南下到上海工作，当时他只是上海市的一名基层干部，担任了《解放日报》副社长，主要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
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张春桥得到一个人的大力提拔，这个人也堪称是张春桥的“伯乐”，他就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
建国后，柯庆施在江苏省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被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由于柯庆施不熟悉上海的干部，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贸然提拔张春桥，
直到1955张春桥升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把《解放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此时，柯庆施才发现了张春桥在宣传方面的才能，巧合的是，这一年，《解放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让柯庆施对张春桥更加刮目相看。
在当年8月，张春桥就被调到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担任部长，两年后，张春桥升任专职常委，成为柯庆施的秘书。
1958年，张春桥发挥了自己在宣传方面的长处，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让他得到不少高级领导的赞扬的同时，张春桥的名字也开始进入高层视线。
1963年2月下旬，一位“女客人”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柯庆施把张春桥引荐给“女客人认识”，这是张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为投其所好，张春桥抓起“京剧现代戏”，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书记”
文革开始后，张春桥的职位果然如同飞黄腾达，先是担任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军委常委、等职，
1975年，张春桥从进京任职，担任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在第九届、十届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他伙同江青等人疯狂对老帅、老将发起攻击，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张春桥作为四人之一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张春桥站上了特别法庭审判席。
在庭审上，张春桥态度十分不好，自始至终一语不发，甚至歪脖子瞪眼，大有藐视法庭的意味，正是他恶劣的态度，受到法律的严惩，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张春桥因病被保外就医，
晚年的张春桥和儿女们住在一起，在儿女子孙的陪伴下过得十分安逸，享尽天伦之乐。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病去世，终年88岁。是几个人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姚文元
姚文元祖籍浙江诸暨，1931年出生于上海，因为他写的一手好文章，先后担任过《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和《解放日报》编委。
1965年，姚文元被上海的张春桥看重，当时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到上海寻找“笔杆子”，姚文元就在那个时候与江、张等人走到了一起，后面姚也进入文革小组担任组员，成为江、张对外的笔杆子。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姚文元也被隔离审查。1977年，姚文元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透露，姚文元在入狱后，“不像江大吵大闹，也不像张那样沉默不语，他是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有时候还会对报纸上的事件提出一些看法。
1996年，姚文元刑满释放出狱。是几人中唯一活着走出监狱的，当时他已经65岁了，已不再是那个有人前呼后拥的领导，而是一个双鬓斑白的普通老人。
在姚文元被捕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搬出了机关大院，回到浙江老家，住进了普通的民房。另外工作也换到别的地方。
姚文元知道家人的受苦都是因为自己，好在他的妻子金英也理解，并未与姚文元离婚，始终等待着姚文元刑满出狱。
可惜的是，在姚文元出狱的前一个月金英就去世了，夫妇二人未能团聚，后来姚文元一直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第二年，姚文元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妻子建了一个墓。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是几个人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他临终前，告诉女儿：我死后将我和你母亲葬在一起，生前不能亏欠她太多，死后我要与她做伴，还有不要给我立墓碑，更不要刻关于我信息，
徐景贤
徐景贤193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商人的家庭里，家境殷实，吃喝不愁，而且其父亲徐宗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党，用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在上海教育界具有响当当的名声。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徐景贤自然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早年曾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读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全校第一批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还成为南模通讯组的组长。
1951年，18岁的徐景贤高中毕业，他本来已经考上了大学，却撕掉通知书，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
当时建国不久，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干部，像徐景贤这样的有知识，政治起点又高的，自然是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当时他年龄虽然不大，却素有才名，早在高中时代，就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获得过文化部颁发的优质创作奖。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正是看重徐景贤的才华，才将他安排到宣传部门锻炼成长。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决定才有了后面的事。
正因他表现突出，于1963年4月入党。更是被调到市委担秘书。但这一切都在他上调至“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戛然而止，这个“写作班”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授意下成立的，徐景贤进入后，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个班后来俨然已经成为了“四人帮”的一支“炮队”，而徐景贤成为了攻击市委的急先锋。他让一大批干部倒在了他的笔杆子之下，
在市长曹荻秋受到冲击时，徐景贤为了找到所谓的“证据”，就从那些文件中咬文嚼字，曹曾写信为申诉自己时，却被徐给扣押下来，导致曹荻秋长期被关押，1976年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后，徐景贤日益得到重用，扶摇而上，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1970年，徐景贤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随后又成为上海市委书记。
在那期间，上海前两位领导是张春桥、姚文元，为此，人称徐景贤为“徐老三”，而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后来的王洪文都已到北京工作，只是挂名上海，所以徐景贤就成了上海头号人物。
几年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可他还是执迷不悟，妄图武装对抗中央派到上海的工作组，幸亏工作组雷霆出击，各个击破，及时粉碎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徐景贤也被撤销所有职务并立即隔离审查，
1980年，徐景贤被开除党籍，随后被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因身体原因在监狱服刑16年后，被“保外就医”。
1995年5月，徐景贤刑满释放继续居住在上海，由于没有退休金，只能与家人住到一个破旧的小楼，日子过得很清贫，他在闲暇之余写了一本名为《十年一梦》的回忆录，书中有着他对过去的忏悔。
2007年10月，徐景贤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3岁，根据他临终的遗嘱，把他遗体捐献给复旦大学医学院。
王秀珍
王秀珍1935年1月生于辽宁辽阳一个贫穷家境，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王秀珍很小就成了家里姐妹的老大，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里的部分劳动。
抗战胜利后，获得新生的王秀珍，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进了小学学习，对于这个迟到的学习机会，王秀珍十分珍惜这个。
她进入学校后，学习上极为刻苦。仅仅两年的时间，她就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达到了高级小学毕业的水平。
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解决人民缺衣少被，解决就业等问题，决定在各地大力发展纺织业，辽阳也不例外，当时急需大批工人，当时考虑到王秀珍的家庭情况，就给了她们家一个名额。
王秀珍十分珍惜这份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不仅埋头苦干，而且谦虚请教，刻苦钻研生产技术。所以，王秀珍的进步很快，单人的生产量全车间第一，质量更是最好。
王秀珍因为技术好，让她每月的工资达到五十多块钱，够她们一大家子生活了，也让她更加坚定了领导的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努力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正是王秀珍日以夜继的埋头苦干，先后被评为“生产建设积极分子”，“辽宁省的劳动模范”等荣誉。而她的一举一动也被组织看在眼里，不但批准她入党，还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1956年8月，王秀珍在组织的推荐下，报考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这是当时中国在纺织技术理论方面水平最高的学校。该学校虽然是中专。但学科齐全，学制和大学本科相同。
因为王秀珍是劳模，政治起点较高，入校后，又受到校领导的关注，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团总支部委员、民兵排长等职务。
王秀珍毕业后，被安排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作，可是因为外地人缘故，她在厂里过得并不如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处处受到排挤，工厂的领导故意针对自己。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王秀珍作为有为的青年人，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她在工厂张贴大字报，批判工厂领导，
就在“串联”过程中，认识了老乡的王洪文，有了王洪文照顾，王秀珍开始平步青云，并在1970年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成为地方的高级干部。
可是当时王洪文等人虽然也在上海身居要职，但他们平时都在北京工作，上海市的主要事务都交给了马天水、徐景贤以及王秀珍。
这段时间里，王秀珍靠着自己手中的权力，致使大批干部遭到陷害。其中市长曹荻秋在受到冲击，他曾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却王秀珍扣押下来，导致曹荻秋长期被关押，1976年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在粉碎“四人帮”后，王秀珍还是执迷不悟，妄图武装对抗中央派到上海的工作组，幸亏工作组雷霆出击，各个击破，及时粉碎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王秀珍也被隔离审查。
然而，就在王秀珍等人被隔离审查中，他们交待了同丁盛谈话的内容，说是丁盛向他们说过“以后会打内战”，“60军我调不动，很担心”这样的话。
由于有王秀珍等人的证言，组织认为丁盛与四人帮有所牵连。丁盛也因此被撤销所有职务，并且接受审查，1982年又被开除了党籍，
当审查结论下发之后，丁盛就不断的写申诉书，可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音讯。最终只能以团级待遇离休。
可是这阻止不了人民对王秀珍的审判，1982年，王秀珍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刑17年，1994年，王秀珍刑满释放。
在王秀珍被拘捕后，组织并没有为难她的孩子，大女儿被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录取，小女儿也考取了技校。这样的前途，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羡慕的。
而最让王秀珍感动的是，她患有高血压和妇科病，在监狱中，得到有关方面从生活上给予了必要的关照，
几个人都是从一个小人物成为上海滩的重要人物，本该可以留名青史，却被权力迷失自我，才落得这么一个结局，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