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生平琐屑：“中国新文学大师”施蛰存的苏州记忆

在上世纪的现代作家中，与苏州有缘的不少，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其中施蛰存、钱锺书、杨绛这三位却有些特别。施蛰存生于1905年，钱锺书生于1910年，杨绛先生生于1911年，除了出生年份相近，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出生成长在吴语区的江南，早年又都在苏州生活或求学过。

施蛰存先生童年的很长一段是在苏州度过，这段旅食生涯部分形塑了他早年的小说创作，民国那代一线作家中有这样经历的，似乎也唯独他一人，从施蛰存先生的旧文中能看到他和他的作品与苏州千丝万缕的联系。

施蛰存先生（1905-2003），我国“五四”以来蜚声中外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和编辑家。他被海内外文学界称誉为“中国新文学大师”，他的文学创作至今拥有广大的知音，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

进入高校任教后，他又成为治学严谨独具创意的一代名教授，在诗学、词学、比较文学、古籍整理、金石碑刻与文物等研究领域，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杰出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

撰文 | 马鸣谦

我对施先生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有强烈感应，在创作实践上也一直将他作为追摹的目标，相对而言，了解就比较多一点：因为读过《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后来就设法联系到了这部年谱的编撰者沈建中先生，通邮数次后我们曾在沪上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三年前，又在苏州大学“李欧梵书库”亲手翻检了施先生庋藏的数十种外文书，根据这批书目，我在去年写成了《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一文。此外，这几年又结识了施先生的嫡长孙施守珪兄，我和守珪兄在苏沪两地常有往来，从他那里，我也听闻了施先生晚年生活的不少细节。因此专写一篇施蛰存其人其作品与苏州的关联。

《浮生杂咏》中的回忆

施蛰存先生有没有自传资料记述在苏州的童年生涯呢？

标准的自传那是没有，不过，他写了相当于自传的《浮生杂咏》组诗。这个组诗1990年2月初开始在《光明日报》副刊“东风”上连载。在“引言”里，施蛰存说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志生平琐屑”，即采撷、记录过往生活的片段。

《浮生杂咏》起首的十来首几乎都在回忆苏州的童年时代。每首后面还有自注，完全可以当作自传材料来看待。第二首就写到了苏州：

侍亲旅食到吴门，乌鹊桥西暂托根。

记得沈家园子里，紫藤花发满颓垣。

自注：家君名亦政，字次于，浙江仁和县学生。与马叙伦、黄郛同窗，同进学，为知交。既而罢科举，失进身之阶。家君以孤贫，未能入大学堂。遂以佣书授徒谋生，渐以文字、书法见知于陆公勉侪。陆公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邀家君司文牍，兼掌藏书。遂移家苏州，初赁居乌鹊桥弄沈氏屋，今已不忆其状。但记其家有紫藤，花开甚盛。

施蛰存的祖辈皆儒生，父亲施亦政是晚清浙江仁和县秀才，与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缔造人马叙伦和民国政治家、蒋介石盟兄弟黄郛为同窗知交。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推行新制学堂，施亦政失去进身之阶，遂在杭州望族陈霞起家课塾授业谋生。施先生的母亲姓喻，名调梅，是苏州人。因此，如果说施蛰存是半个苏州人，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1904年，罗振玉以苏州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担任监督，日人藤田丰八为总教习。1906年罗振玉调去北京，由陆懋勋接任。陆懋勋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之前曾任求是书院监院、浙江高等学堂监督。

1907年，施亦政开始以文字、书法与陆懋勋交往，不久受邀前来苏州襄助。1908年，施亦政携全家迁居苏州，起初租住在乌鹊桥弄西面姓沈人家的屋宅。这年施蛰存四岁。

在江苏师范学堂，施亦政担任了文牍并兼职掌书（图书馆主任）。施亦政本就嗜好读书，又管理了图书馆，家里家外都是书。施蛰存认为自己爱书的癖好是从父亲这里遗传来的。遗传的因素当然有，但主要还是耳濡目染的结果。他晚年在《书讯报》上刊有一篇杂文《我的第一本书》，里面就追记了父亲的藏书：

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父亲书箱里有几本关于词的书，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我也统统看过，并且学着填词。起先以为这些书都属于词曲，后来才知道词和曲是两种文学形式。

由此看来，就是父亲的这些诗词书，在少年施蛰存心里种下了喜爱古典文学的根苗。他晚年整理词集、专研词学，看来也与早年这一阅读经验有很大关系。

1909年，迁来苏州的次年春天，施家又搬到了醋库巷，租赁了朝南的三间新屋。见《浮生杂咏》其三：

卜邻问舍再移家，家具寥寥不满车。

醋库巷中新屋好，南窗日日学涂鸦。

自注：居乌鹊桥不足一年，又移居醋库巷赵氏新屋。赁得南向屋三间，庭中有双桂树，花时滿院飘香。一九五四年因事赴苏，往寻旧迹。门巷宛然，仍如往昔，惟屋宇已凋敝矣。

在日后一篇文章《鸦》里面，施蛰存还回忆了醋库巷天井里两株桂树上的鸦巢，“对于乌鸦的生活加以观察，我是大概从那时候开始的。”

其九又写到了一位行为怪异的邻居：

绕室吟哦兴未休，箪瓢不设若为谋。

未园才子无人识，道是东厢沈毒头。

自注：同居东厢有沈先生者，终日绕室吟哦，不治生产。邻里皆以“沈毒头”呼之，亦不以为仵。余弱冠后，稍稍知吴中人文。一日，偶为大人言，苏州有沈修，诗文甚古茂。大人瞿然曰：“此即当年之沈毒头也。”修字绥成，尝馆于嘉业堂。民国二十年卒。同邑吴梅为刊其遗文，曰《未园集略》。朱古微刊《疆邨丛书》，沈修为撰序。苏州人呼书呆子为“书毒头”。

“沈毒头”本名叫沈修，是经学大家“南园老人”陈奂的入门弟子，嗜藏书，通史学，工诗文，精词论。光绪末年曾执教于存古学堂，与叶昌炽、唐文治、孙德谦等交厚。叶圣陶先生本名叶绍钧，据说“圣陶”的字还是沈修给取的。

施蛰存三十多岁时还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一个诗人》，写的也是这位邻居：

直到我有能力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最先，是偶然在旧的《小说海》杂志看到一篇题名为《力人传》的文章和一些诗，觉得好，后来又在吴梅的初刻本《暖香楼杂剧》卷首读到一首调寄“八声甘州”的题词，觉得更好，这才把那作者的名字深深地记忆着。那名字叫作沈修。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书桌上翻阅我的书籍，随手就翻开了那《暖香楼杂剧》，他就告诉我，这沈修，号休文，就是我们住在苏州醋库巷那屋子里的“毒头伯伯”。父亲并且仿佛记起了似地说，这一本《暖香楼杂剧》恐怕也是他送给我们的。

这年秋天，施蛰存在苏州过了重阳节。日后他曾写有杂文《闲话重阳》，回忆当时的过节风俗：

记得小时候，每逢重阳节，市上总有得卖重阳糕。这重阳糕虽然据古书上的记载，有各种非常考究的做法，但在我们小城市里所能吃到的实在只是普通的糯米白糖糕。加上猪油和洗沙的，已经是最名贵的了。我固然爱吃糕，但尤其喜爱的却是糕上插的旗。重阳糕与平时卖的糕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特点就是重阳糕上有旗。这些三角形的镂花彩纸旗，曾经是我幼小时候的恩物，玩过中秋节斗香上的彩旗之后，就巴望着玩重阳旗了。

文中末尾提到的“斗香”是什么玩意呢？

这是清代江南地区（主要是杭州、苏州、无锡、上海一带）风行的祀月习俗，做法是糊纸为斗，炷香其中，一般高者可二尺许（最高的有一人多高）。因为形似宝塔的香斗，故称“斗香”。也有香斗以线香和马粪纸做成，外围糊有三圈五彩纸，中间贴有“月圆人寿”等讨喜吉利的剪纸金字。香斗里面盛放木屑，中间竖立一炷用檀香扎成的大主香，名“龙头香”，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和彩色旌旗。

清末《图画日报》里的买香斗

晚清杭州人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述较详尽，据说到中秋节这天，明月初升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庭院、天井中搭供台，斗香放置台上，佐以各式灯景，还有伴随演唱南词说书，气氛煞是热闹。

到1910年，搬来苏州的第三年，施蛰存六岁。父亲施亦政仍在江苏师范学堂任职。2月24日是元宵节，这天父亲在醋库巷宅中为他举行了开蒙之礼。家中客堂铺了红地毯，供桌上点了一对红烛，小施蛰存穿了一身新长袍、 黑马褂，头戴一顶新做的红结瓜皮小帽，先叩拜了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之后，坐太师椅里的父亲教他念“天地君亲师”，诵三遍过，再喝了“和气汤”，吃了定胜糕，就完成了一个郑重的仪式。

翌日，施蛰存就进了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行过拜师大礼，跟着老师念《千字文》。当时情形，在晚年那篇杂文《我的第一本书》里也有记述：

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书包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就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浮生杂咏》其五记述了私塾放学后，学童们在街巷中的活动：

鸦喧雀噪夕阳催，一巷儿童放学回。

蹴鞠飞堶忙不了，马铃担子过桥来。

自注：下午放学后，儿童群集醋库巷中嬉戏。待马铃担子小贩来，又蜂拥担子，买食物或玩具。小贩售糖果者以马铃一串系担子上，行时铃响似马来，谓之马铃担。儿童闻声，即暂停戏耍，争趋就之。其所售有五香豆、砂炒兜盐金花、菜粽子、糖霜梅等，皆儿童所好。

所谓“马铃担子”就是货郎担。到我童年时的七十年代，小学放学时，与街巷中或桥头边，偶尔还能看到挑着担子的小贩，连售卖的零食品种也差不多。

其间，父亲曾带他去虎丘看迎神赛会。见《浮生杂咏》其七：

虎丘山下赛神忙，清晓先来佔地方。

待得神来又惊却，回头偷眼好娘娘。

自注：上元中元，虎丘均有迎神赛会。七里山塘士女群集，有拂晓即往、占坐茶坊酒肆者，谓之“占地方”。神眼能左右瞬，威灵可畏。儿童皆不敢看，转而看妇女之丽都者，吴中儿郎呼美女为“好娘娘”。

1911年，施蛰存七岁了，一家人仍在苏州居住。其间父亲曾带他出城游玩，先游灵岩山，再游寒山寺。《浮生杂咏》其六载：

响屧廊前花满枝，闲听乡老话西施。

归来却入寒山寺，诵得枫桥夜泊诗。

自注：随大人游灵岩山，知西施故事，游寒山寺，读张继枫桥夜泊诗，为读唐诗之始。

施蛰存对寒山寺印象尤深，到晚年编定诗集时，在《北山楼诗自序》中也有同样的回忆：

余总角时，侍大人游寒山寺，见石刻枫桥夜泊诗，大人指授之，朗朗成诵，心窃好焉。

施蛰存与唐诗的接触，就从这次寒山寺之游开始，以后年岁稍长，就开始耽读杜甫、李贺、李商隐、温庭筠。对古典诗歌文学的毕生喜爱，才使得他以后能够写出了《唐诗百话》（虽然先生自谦这部书写得“不上不下”，也就是说既不像严肃的研究，也不像通俗的读本）。比较巧合的是，我在读高中时家里搬到了三元二村，那里离寒山寺很近，我就常常走路或是骑车去游玩。从寺里流通处买到的那册《寒山子诗》就是我最喜爱的唐人诗集之一，我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也与寒山寺有缘。

《施蛰存全集·唐诗百话》， 施蛰存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这年十月，发生了辛亥革命，正是新旧交错的时节。受时局风潮影响，江苏师范学堂改组，旧人悉数遣退，父亲施亦政也失去了学堂的职位，闲居在家。1912年2月15日清帝逊位。到春天时，旧主陆懋勋出资两万在华亭（即松江）创办了履和袜厂，施亦政受邀参与了筹备，担任了经理兼总会计。秋季，工厂事宜安排底定，全家自苏州迁松江（前后算起来，在苏州住了有五年）。去松江时未携走家具，只带了书箱十二只，托船运到。当时施家租住在松江县城府桥南街405号金氏住宅内的三间屋。其间父子俩曾游上海，小施蛰存觉得新世界的地下隧道还不及苏州火车站的隧道长。

1913年年初，施蛰存入读华亭县立第三初等小学校，1918年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今松江二中），1922年中学毕业后，先考入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就读，一年过后转去上海，先后就读上海大学、大同大学和复旦大学，在上海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与译介的活动。

与苏州文学同仁的交往

小时离开过后，施蛰存有回过苏州吗？

他读中学时，恰逢民国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前的第一个热潮时段，不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本土作家的白话文学作品也接续出版。

在读中学三四年级时，少年施蛰存看了很多林琴南译的外国小说。三年级下学期读到《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译作后，他就定下决心从事文学，尝试写新诗、小说、随笔、杂文，投稿给《时事新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申报》副刊“自由谈”，以及鸳鸯蝴蝶派在上海的文艺刊物（如周瘦鹃先后主持的《礼拜六》、《半月》和包天笑主持的《星期》）。

伴随了新鲜的文学空气，各地的文学结社也渐次展开。1922年8月29日，赵眠云、郑逸梅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了“星社”。其时施蛰存入读之江大学后，很快就与戴朝安（戴望舒）、戴克崇（杜衡）、张元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十几位同学组织了文学社团“兰社”，年底，着手筹办社刊《兰友》。

据王寿富在1946年《宇宙》杂志第3期上发表的《提起施蛰存来》一文，组织结社的发起人正是施蛰存：

杭州兰社，是他组织起来的，自任社长，与苏州星社、常州韵社鼎峙而分，专门出一种谈幽默讲笑话的小品刊物，写几篇妮侬与郎耶的哀情小说，最称拿手。

1923年9月，施蛰存转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大约在入沪前，他和戴望舒结伴，特来苏州访问了“星社”的文学同仁，当时还在闾门酒家和吴苑茶室举行了两日联欢。施先生日后在《序》中回忆了这次返苏访友的情形：

二十年代初期，苏州有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名为星社。范烟桥、程小青、姚赓夔（苏凤）、蒋吟秋、郑逸梅，都是这个文社的中坚人物。同时，杭州也有一个文学青年的结社，名为兰社，发起人是戴梦鸥（望舒）、张无诤（天翼）、叶为耽（秋原）、戴涤原（杜衡），他们都是杭州人。我是一年之后加入的，当时我在之江大学肄业。

这两个社的青年都想以文学创作挤入上海文坛，先在本地造成声势，然后各向上海的报刊投稿。其时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还局限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圈子里，没有推动到上海。上海的文坛，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因此，这两个文社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我和望舒还特地到苏州去访问星社同人，在闾门酒家、吴苑茶室举行了两天的联欢，我和逸梅就在此时开始了友谊。

而郑逸梅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星社》一文中也有相同的回忆：

杭州兰社，如施青萍、戴梦鸥、马鹃魂、张无诤等，也和星社通着气，苏杭往来，缟纻联欢，青萍且将他的著作《江干集》分赠给社友，这一段翰墨因缘，迄今犹留有若隐若现的印象呢。

施蛰存彼时的笔名叫施青萍（的确很“鸳鸯蝴蝶派”），《江干集》是他前不久自费刊印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据当时参加雅集的疏影在《施蛰存的文言小说》一文中说，当时他们还曾在临顿路温家岸的范烟桥宅雅集。

郑逸梅致施蛰存信札

回上海后，戴望舒署名“梦鸥生”在9月26日《世界小报》第222号发表了《苏州的两日》，追记此次苏杭文学社团的聚会。后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星社成员苏州人徐碧波（他日后去上海，加入电影业做了编剧）月底时也在《世界小报》上登了一则《浪漫谈》：

青萍梦鸥去海上，已将半月，濒行时，苏党同人曾请以寓申地址见告，俾可通函。乃迄于今，竟无一信致苏党，奇也。是殆二君来苏时慢之，所以尔尔也。（转陶道，不是的，他俩大约是瞧不起苏党呢）。

此前临别时，苏州文友曾嘱咐施蛰存、戴望舒到上海办好入读手续后写信告知通讯地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两人与苏州这边并没有进一步的联络。

不过，施蛰存与星社成员之一郑逸梅一直保持了友谊。到了晚年，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络与诗文互赠也不少。

早期小说中的苏州元素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居住松江期间，这段创作高峰期也被称为“松江十五年”。1929年8月，他在水沫书店出版印行了第四本小说集《上元灯》，收入短篇小说10篇。他在晚年时很看重这部短篇集，在他看来，这个短篇集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步之作。

细读集中各篇，我们可以发现，十篇中有三篇都直接取材于他在苏州的童年生活，它们分别是《扇》《上元灯》和《旧梦》。

这三个短篇可以看作同样风调的一组作品：都以居住苏州期间的童年生活为底本来敷衍想象，都寄托于特定的物件展开情节（分别是团扇、纱灯和玩具铅兵），三篇的人物设置也类似，另外就是都注意刻画表现少男少女萌芽中的朦胧青涩的爱欲。

《扇》的开头就直接提到了苏州，提到了醋库巷的租住屋：

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事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小说以一柄绘了古装美人、写有诗词的团扇做引线，描写了少年主人公“我”对邻家少女涌起的秘密的爱恋。

少女是金家的“珍官”，名叫金树珍，她有个弟弟“惜官”，名叫树玉。金树珍与主人公“我”同岁，在小学读同一年级，“我”从小自认为金树珍是“生平第一个女朋友”。

情节并不复杂，大致为主人公“我”从橱抽屉底部翻出一柄绘了古装美人的茜色轻纱的团扇，想起了以前少年时的朦胧情事。少女树珍为要鼓励“我”考好毕业考，打算将那柄团扇作为奖品送给“我”，“我”因为偷偷拿走了扇子遭到了树珍的责备，还回去时树珍又将扇子相送。很明显，题意就是从杜牧《秋夕》一诗中取来的（小说里也出现了里面的诗句）。

施蛰存将这首唐诗中的意象叠合了自己在苏州的童年回忆再加以文学的想象写成了这一篇《扇》。

与树珍、树玉两个人物可作对照的是《浮生杂咏》第八首中的记录：

九官浓眉工作剧，八官梨涡常弄娇。

青梅竹马旧游侣，一别人天几市朝。

又有自注：邻居钱观瀛之女，八官名树玉，九官名树丰，皆余儿时好友，既去苏州，遂绝音响。二十年后询之苏人，闻九官不幸早夭，八官不知安适。

施蛰存当年家住苏州时，邻家的确有两个要好的小女孩儿。只不过，他在小说里作了一些改动：树珍的名字是他新造的，两姐妹变成了两姐弟，同时还增大了主人公“我”和树珍的年龄，将故事发生的时段设定在读小学时（施蛰存的小学却是在松江读的）。

由自注可知，施蛰存对这两位青梅竹马的友伴一直念念不忘，二十年后回苏州时还曾特意去打听过。

《上元灯》一篇的构思亦与《扇》类似，只不过寄托的物件从团扇变成了元宵节的纱灯。主人公“我”与邻家少女“她”的年纪也与《扇》中的“我”和树珍相似。

情节也围绕了上元灯展开：邻居少女扎好的“玉楼春”灯笼本来答应了要送给“我”，不料却给少女的表兄给强夺去，于是“她”又把“我”领入了卧房，将自己珍爱的淡青纱灯赠送。少男少女间默默不得语的情愫，简直就是前一篇《扇》的复制。不同的是，施蛰存在叙述结构上做了新尝试，他采用日记体，将短篇分作了“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三个段落。

此外，与《扇》借取唐诗意趣一样，《上元灯》这篇也用上了李义山《春雨》诗中“珠箔飘灯独自归”这一句：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后面这篇小说《旧梦》的开头也直接提示了醋库巷的时空背景：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间，我因为有事到苏州去，曾偷闲到醋库巷旧居中去看看。我们所住过的那五间屋子已经租给一个在公安局里服务的小官员了。院子里两株大桂树还依旧很繁茂，这使我回想起幼小时，在浓烈的桂花香气中间，掇了个矮凳儿，坐在树下翻看父亲的那本庞大的《德意志国图》的情景。房主人仍是那家姓张的。

主人公“我”是“十七年前搬到松江去的微官”，多年之后返回苏州旧宅，重遇了少年时青梅竹马的芷芳，当年的芷芳正是“我自小就厮恋着美丽的女孩子”。十七年后，她已嫁人生子，还和嗜好赌博的丈夫一同染上了鸦片瘾。与前两篇的寄托手法一样，施蛰存再次借助物件——早年送给芷芳的九枚一组的小铅兵——来勾连情节，当年送给芷芳的礼物现在成了芷芳的孩子们的玩具。

与前两篇的不同之处，是加上了人物身世的前后对照，因此，篇中充满了惆怅的怀旧情绪。既有鸳鸯蝴蝶派余留的影子，也有新文学新手法的运用。

施蛰存在创作《上元灯》这部短篇集的同时，恰好正在翻译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小说，他尝试学习了施尼茨勒式的心理分析手法，踏出了有力的一步。《上元灯》出版后颇受好评，孔另境1935年编成的《现代作家书简》一书中，收录有叶圣陶1929年12月28日致施蛰存的一通信函，信中就赞扬了《上元灯》的清新风格：

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饫佳味，甚感盛贶。调孚、振铎，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粲。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沈从文对这部集子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上元灯》是一首清理而明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