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女神”徐颖：做科研没有性别之分

■徐颖 1983年出生，研究员。2009年博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同年到中科院光电研究院工作，在多源信息/信号辅助卫星导航增强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的算法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工作。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北斗”离我们有多远？

在一间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里，36岁的徐颖试图用身边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她晃了晃自己的国产手机，“总有人觉得没用过北斗导航，但其实很多手机里都有。”

看着杯子里泡的枸杞，她又联想到“北斗”在智慧农业方面的应用。这位80后博导、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笑道：“我现在也到了喝枸杞茶的年纪了。”

徐颖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火”了，她用脱口秀的形式为“北斗”做了科普。演讲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人民日报》点赞称：“科普需要更多徐颖”。网友们称她为“北斗女神”。

三年时间过去，徐颖仍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科普“北斗”。她还同杨利伟等人一起，被聘为科普中国形象大使。

但她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会红，“get不到这个点”。“北斗女神”的称呼，“听起来像过气网红”。

从幕后走到台前，徐颖对曝光和流量依然持审慎态度，留有自己的安全距离。她希望工作和生活分开，不愿看到女性因为身份和其他标签受到区别对待。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她想成为“出类拔萃、有突出成果”的科学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期限是——“死之前”。

用故事讲科学

“科研人”徐颖带着一丝神秘。她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五环和北六环之间的一栋大楼里，内部人员刷卡进出，访客需要保安引导登记，留下身份信息。电梯外的墙面上贴着一条标语：保密意识是最好的防泄密措施。

徐颖没有化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戴着学生“标配”的黑框眼镜，外披素雅的针织开衫。

一开始，徐颖给人的感觉是“高冷”。她回答问题简短，通用“嗯”和“对”来结尾；慢慢地，她放松下来，开起玩笑，大笑时，露出两排牙齿。

徐颖说，选择去做大众科普，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偶然走上了这条路。

几年前，她听到过关于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说法：美国的GPS系统是正版，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是高仿，欧盟的伽利略系统是低仿，中国的北斗系统充其量只能算淘宝“九块九包邮”级别的产品。

这样的误解让徐颖意识到，横贯在科研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间的那道屏障必须被打开，哪怕是一项已经在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技术。

2016年5月，徐颖应邀参加中科院举办的SELF格致论道公益讲坛。她以《来自星星的灯塔》为主题，就自己参与研发的北斗系统作了演讲。

她拿《鲁滨孙漂流记》举起例子。“假设一个人漂流到孤岛上，如果选择GPS，他只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无法通知别人来救援。如果用的是北斗，他既可以知道自己在哪，还能把位置发送到方圆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

作为北斗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徐颖脸上透着满满的自信，“相信我，如果你选择了北斗定位系统，很快就可以在救援船上和你手持GPS的小伙伴说再见了。”

靠这场演讲，徐颖走红了。

“北斗女神”大于996的日常

直到今天，徐颖还是不太习惯“北斗女神”这个标签。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徐颖开场便解释道：“作为一个求实讲真的科研工作者，我非常清楚我的颜值离大家的称呼还有极大差距。”

面对新京报记者的提问，她笑着反驳自己“网红”的头衔：“不，这可能差得有点远”。对于如今泛娱乐化的社会形态，徐颖觉得存在即合理。“但很多东西确实不在我感兴趣的范畴。”

相比之下，科研工作看起来高不可攀，令很多人望而生畏。徐颖明显感觉到，光鲜亮丽的偶像能吸引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通过科普活动，她希望能让科学走下神坛，走近大众。

有媒体报道她时写，调查数据显示，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们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明星和偶像”占到很大概率，而“成为科学家”的荣誉感似乎已经消失无踪。

徐颖记得这篇报道，她说：“在我们那个时候，科学家是挺荣誉的一个职业，还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们至少也有这种认知，虽然不一定都能做。”

徐颖小时候也梦想过成为科学家。中学时代，她是标准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十，理科尤佳，经常受到老师夸奖。徐颖的母亲是数学老师，父亲在农技站工作，两人对于孩子的选择很少干涉。

按部就班的成长过程中，徐颖对未来的人生没有太多设想，大学专业“信号与信息处理”也是她自己选的，并不了解将来会做什么。直到本科读完，徐颖考入北京理工大学硕博连读，深入接触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那时候，她对“北斗”两个字有着高度荣誉感，看到有人用北斗或者夸北斗，都会不自觉地兴奋。

进入中科院近10年，作为导航部的三名副主任之一，徐颖主要负责接收机、信号体制等技术方面的工作，同时主抓一些科研项目，她个人承担的项目总经费一度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能力提升的同时，压力也在增大。最近几年，徐颖出现了脱发和失眠的症状。听说黑枸杞泡水能减少掉头发，她也开始端起茶杯。但失眠的问题不好解决。有时候睡到半夜，她会突然醒来。“我不确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还是人到了年纪，出现中年危机。”

每天早晨，徐颖习惯在七点钟起床，不堵车的情况下，从家到单位需要40分钟左右。为了节省时间，她一般会买点包子在路上吃，八点半前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徐颖日常。受访者供图

天天泡在实验室里，面对一大堆数据与程序，徐颖也会觉得枯燥，但“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这样，一定是一段时间的寂寞和耕耘后，你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前几年，徐颖常常工作到凌晨，睡办公室也是常有的事。最近两年，她尽量减少这样的情况出现。到了周末，徐颖的博士生王文博经常能在院里看到她，“她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来加班。”

相较于“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互联网从业者，徐颖觉得自己只会有过之无不及。“科研工作一定比996的时间更多，我们没有要求996，但一定会超出这个时间。”

既是“严师”又是“师姐”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徐颖的调节方式是“吃点好的，买点贵的”。考虑到时间有限，更直接的方式是喝奶茶，她调侃这样的生活是“靠奶茶续命”。偶尔有空逛街，她会直接去买看上了很久的衣服和首饰。

平时在办公室，徐颖的茶杯里不是枸杞就是茶叶。最近一段时间，她开始和同事讨论养生问题。“我也在反省，还是应该每天花一小时去锻炼，哪怕走走路也行。”

实际上，徐颖的时间很难挤出来。平时忙于工作，周末不去加班，也会被各种活动和会议占满。整个四月，她基本上每个休息日都在出差中。“这周末要去合肥开会，下周末在长沙参加航天日的活动，之后还要去杭州，有个会也是在周末。”

2018年4月24日，徐颖在澳门参加“中国航天日”专题活动。受访者供图

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徐颖需要担任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的导师。带过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和她差三四岁，相当于同龄人。

在董奥根眼中，徐颖是一位严师，该批评的时候绝不嘴软。前段时间，他因为没有按要求调整方向，被批评了一顿。没多久，徐颖发来新的修改思路，还向别人打听他的情况，觉得自己当时有些太过严厉。

“毕竟批评才能认识到错误。”董奥根的论文最多一次修改了8个版本。在徐颖那里，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生活上，王文博看到的是一个接地气、“和大多数科研人员没有什么不同”的徐颖。王文博评价，徐颖没有太多导师的架子，找学生帮忙会很客气，经常拿些水果零食之类的。“抛开师生这层关系，挺有实验室里大师姐的感觉。”

平时，徐颖也喜欢八卦，更多的是关心同事们的感情状况。她乐此不疲地给年轻姑娘介绍对象，遗憾的是还没有介绍成过。让董奥根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导师徐颖的“夺命三问”——有没有和女朋友分手？为什么还不分手？不知道谈恋爱会影响科研吗？这份幽默，让董奥根意识到，科研人也可以很有趣。

工程师史雨薇几年前曾和徐颖一起旅过游，如今，她已经很少看到徐颖有假期。让史雨薇感动的是，工作再忙，徐颖也不会忘记关心身边的同事。“有段时间项目组科研工作繁重，听说一位女同事掉头发，徐颖悄悄给她买了灵芝丸子。”

没有不适合做科研的性别

在国家级科研机构工作，除了团队的氛围，徐颖更看重的是荣誉感。“我还是希望能做一点国家需要、人民有用的东西。”谈到一些朋友跳槽创业，徐颖笑称自己不走的原因是没有人拿高薪来挖。玩笑过后，她还是坚持一个观点：钱很重要，但理想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曾经，一名女生来参加研究生面试。虽然对卫星导航了解不多，但提出的一个问题让徐颖决定留下她。“我就想知道卫星为什么挂在天上不掉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从她身上，徐颖看到了成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她现在顺利毕业留在我们单位，做得也非常好。”

博士毕业找工作期间，徐颖曾遭遇过性别歧视。在一家企业面试时，一名男性面试官表示女生不适合做科研，徐颖听完“怼”了回去：没有不适合做科研的性别，只有不适合做科研的人。

后来，徐颖在演讲中提到这段经历，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并不以性别来判断是否适合做科学，用性别判断和用星座判断一样，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招生时，她更在意学生是否踏实。

在工作中分配任务时，徐颖也不会根据性别去划分。她不认为男生就一定思维开阔，女生就一定细致、有耐心，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强项去分配。“男生女生一样用。”

但身为女性，徐颖还是能感觉到性别在社会层面的差异。“很多人觉得男生只要工作OK就OK了，女生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

看到朋友圈有人转发“如何在工作的同时把家庭和孩子照顾好”，徐颖会评论“不要那么为难自己，你做不到的”。她认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花在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多了，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时间一定就会少，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科普这件事。走红之后，徐颖希望有更多科研工作者站出来，而不是只有几个明星式的人物。“一方面，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再就是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确实不了解。”

徐颖也有被难住的时候。参加科普活动时，曾有小朋友问“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徐颖答不上来，只好告诉他“我回去查一下，查到了再告诉你”。还有学生问她怎样看待中医，让她哭笑不得，“梗”在了现场。

这些经历，徐颖回味起来会觉得有趣。她认为，科普必须确保讲出来的东西是对的，是权威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讲，在某些方面不见得就正确。“从我自己的角度，也觉得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责任。”

除了参加活动、做演讲，徐颖也有过写科普书的想法。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没有时间动笔。

在生活中，徐颖喜欢《三体》系列第二部，看到黑暗森林法则，会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去年出版的《黄金原野》，她觉得看起来也不错。

“如果没有当科研工作者，我有可能会变成写小说的。”徐颖认真地点了点头。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徐颖：我自己又老了一岁，还是挺伤心的，觉得有点中年危机。至于科研方面，因为我们一直在进步，所以感觉会比较小一点。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徐颖：新青年身上应该具备一些向上的正能量。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本职工作做好。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徐颖：还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突破性的技术出现，中国能够真正从一个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具体到北斗的话，还是希望应用能够越来越广泛，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用上了北斗。

新京报：对中国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颖：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幸福，社会越来越正能量。

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实习生 吴婕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