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元重奖“武汉工匠”：靠技能安身立命的时代来了吗？丨长江评论
长江日报-长江网评论员 杨于泽
国家刚刚重奖黄旭华、曾庆存两院士，武汉市人民政府近日公布了首届“武汉工匠”评选情况，23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技能人才获评“武汉工匠”，市政府给予每人30万元重奖。与此同时，一个旨在培育更多“武汉工匠”的计划，也同日出台。今后，武汉市每年将评选并重奖20名左右“武汉工匠”。
“武汉工匠”培育计划包括一系列激励政策，其中规定，对获评“武汉工匠”人员，将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设立的“武汉工匠”工作室，一次性补助10万元。武汉市承诺：未获得高级职称的“武汉工匠”人员，可直接参加正高级职称评审，直接推荐参评各级表彰活动；鼓励企业参照中高层管理人员落实“武汉工匠”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推行“武汉工匠”人员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设立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等；积极为“武汉工匠”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落户提供便捷服务，支持“武汉工匠”享受武汉市大学毕业生保障性住房待遇等，待遇可谓“满满的”。
重奖工匠，不是武汉独家做法，而是全国各地的通行做法。2018年，湖北省评选首届“湖北十大工匠”，每人重奖50万元；同年，深圳开评“鹏城工匠”，每人重奖50万元；2019年，深圳市开评“深圳百优工匠”。事实上，现在各省、主要城市都在多个层次上评选本地区名号的工匠，除了一次性重奖外，还有针对工匠荣誉获得者的待遇，并出台工匠培育计划。
为什么各地纷纷设立工匠荣誉，并给予重奖？各地工匠培育计划会产生实效吗？
招不到高级技工，其实是一种时代病
媒体上关于各地招不到高技能工人、技术工人的说法，已经存在20年了。2004年有媒体报道，浙江企业由于本地技术工人匮乏，组团跑到老工业基地黑龙江招工，最高年薪达到50万元。2011年有报道，广东佛山企业招聘高级技工，给出10万元年薪，但是很多企业反映“一将难求”。
20年过去，高级技工“一将难求”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实际上状况还在恶化。比如2019年春节后，佛山有企业以年薪50万元甚至百万元的待遇招聘光学相关的技术员，东莞企业给技工开出的薪酬涨幅最高达30%，但情况并不乐观。同时期有媒体报道，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辆，但很多4S店开出30万年薪也难招到一名专业的高级汽修技师。
有研究机构发布研究报告称，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将达到2200万。在一份《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中，仓储理货员登上短缺榜单，同时登上榜单的还有车工、焊工、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等技术类工种，制造业及相关岗位需求几乎占据近三分之一榜单。
高薪招不到高级技工，这成了中国各地的共同呐喊。从积极的心态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处于持续、深度调整中，技术工人跟不上市场需求，这很正常。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也不是职业院校一厢情愿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需求引导的。市场不稀缺，就不会有人打提前量，在无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提前把自己整成高级技工。
工匠稀缺的本质是什么？
企业招不到技工尤其是技术工人，很多人试图对此作出解释，大致归咎于两种情况：一是工人跳槽、转行频繁，不能专心致志于某一个行当，所以成不了技术工人；二是中国教育结构与实际出现结构性矛盾，没有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搞学历教育的多，搞技术、实践能力培训的少，其表现之一是综合性院校多、职业院校相对少。所以有人主张大力发展职业高中、职业学院。
把板子打在工人身上，这是归因谬误。先有需求，后有供给，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大量招聘的是熟练工，甚至大量招用实习人员，不是工人跳槽荒废了技能，而是企业不尊重工人，对他们抱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心态，这当然不利于工人的技术能力积累。
片面责怪教育结构不合理，问题多少也存在，但这种重学历、轻技能的学校教育也反映了市场需求。中国社会有重学历教育的文化心理，但学技能在市场中不能变现，而拿到学历，多多少少还算是一张“护身符”。从供求规律来看，只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供给从来就不是问题。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反映的是市场需求结构的问题。有的工人，辛苦劳动一年，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他们会对学技术有兴趣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工稀缺是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这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工匠精神”是工匠这个群体的精神，当社会上不在乎工匠、没人愿意当工匠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一要有人愿意当工匠，二还靠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到位，工匠做事认真，他们身上就存在“工匠精神”。
我们也不要被2200万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吓倒。高级技工供不应求，其身价自然上升，各地工匠与黄旭华、曾庆存这样的院士同领政府重奖，就是其身价上升的表现。市场需求大，供给自然就上来了。一方面教育部门重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愿意当工匠的人也会多起来。当然，中国要想实现这方面的供需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府和企业都要发出信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现在各级各地设立“工匠”荣誉，给予重奖，体现了政府为企业分忧的责任担当，但增加技术人才供给，不光是政府的事。
2200万的技术人才缺口确实很大，而且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调整，企业对各类技术人才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技术人才的供需矛盾还有可能加剧。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而在德国，这个比例高达5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高级技工的占比仅为5％左右。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主导者，发现技术人才的巨大缺口，主动采取措施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紧迫性。评选“武汉工匠”“湖北工匠”是对社会的一种价值引导，它发出的信号是高级技术工人吃香了，这不是暂时的、偶尔的，而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扶企业一把，另一方面要让全社会看到风向变了，工人靠技能安身立命、成就自我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企业作为用人主体，其培育技术工人的责任最直接、最大。政府重奖，是替企业扫清外围，解决一些体制性问题；而企业与技工是一种合同关系，理应主动作为。首先要看到企业对高级技工需求增加是大势所趋，其次要改变过去对工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种心理惯性。要着眼用人长远，舍得在工人技能培训上投资。
以国内焊工为例，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18年以上。如果我们的企业时刻准备解雇工人，谁会认真积累技能呢？长期以来，日本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随着中国企业对技能要求提高，用工的短期行为肯定行不通了。
【编辑：刘益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