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多中国留学生急需返澳：当地后勤严重跟不上，赴澳留学究竟值不值？
文/冯祎（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编辑/漆菲
“离开学只剩下20天了，我还没有签证，也没买到机票，更别提租房了。这么短的时间，难道要去睡街上吗？”近日，社交媒体上的一条评论戳中了中国留学生的神经。
最近大批中国留学生返回澳大利亚，图为两名留学生抵达机场。
春节假期后首日，中国教育部宣布停止认证通过在线远程学习获得的海外大学学位资格。对于留学生而言，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将告一段落。数万名申请了澳大利亚高校、正准备接受在线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不得不赶在各大高校开学前赴澳。
对澳大利亚教育业而言，中国学生的到来将是“本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尤其是作为教育之州的维多利亚州，中国留学生在数量上重回首位——2022年，印度留学生数量超过中国，占到该州国际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但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一直居于首位。
在教育关系正常化之前，中方已放宽了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禁令。此前两年多的贸易制裁中，澳方大麦、煤炭和葡萄酒以及其他商品贸易被冻结，随着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新政府的上台，两国正在努力改善关系。外界看来，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恢复，便是双方示好的最显著信号。
大批中国留学生拥入，后勤难跟上
“我的生活计划被彻底打乱了，本来已经拿到一家公司的offer，计划好去广州实习，连房子都租好了，但现在必须赶在2月20日前返澳，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22岁的Karen Zhang家在广东惠州，自新冠疫情暴发后，她申请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会计硕士专业，开始了横跨大洋的网课生活。
而这源于中国教育部1月底发布的一份“特别声明”，声明宣布停止认证通过在线远程学习获得的海外大学学位资格——新冠疫情期间，中方出于对留学生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曾大幅放宽该政策。
通过网上学习拿到的文凭将不再被承认。
随着各国陆续开放边境，尤其今年1月8日以来，中国防疫工作进入新阶段后，面对面的线下教学不再是奢望。这则声明的出台，也是为了保护接受海外教育的学生的利益，维护教育的公平性。
但对很多滞留在国内上网课的中国留学生而言，上述声明来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一方面，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去年为国际学生回国设定了2023年7月的最后期限，很多中国留学生尚未做好立即返澳的准备；另一方面，大部分澳大利亚高校第一学期将于2月底至3月初开学，这意味着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留学生需处理好签证、机票、住宿等一系列事务。
“这个时候，大家还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很多中介公司还在休假。”Karen说，赴澳机票的票价虽比疫情期间有所回落，仍高达近5000元人民币，且个别日期的机票已售罄。
“让我头疼的是住宿。澳大利亚正规中介公司不提供远程看房服务，我只能多加入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看看能不能找到合租的机会。”据她说，墨尔本普通两室公寓的周租价格已从两年前的400澳元涨到500多澳元。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了中国留学生将大批返澳的消息。
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受严重打击，边境关闭的政策迫使许多国际学生回国。从那时起，一些大学开启线上学习模式，但学生仍需支付全额费用。此前为跨境远程文凭提供认证，是疫情条件下的“特事特办”，此次认证规则的改变只是回到疫情前的常规做法。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预估，像Karen这样需要在短期内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4万多名。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对中国的举措表示欢迎，并表示许多大学一直在为学生返回澳大利亚学习做准备。他也承认，这个突然决定，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些问题。目前，他正与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Clare O’Neil）商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澳大利亚教育部部长杰森·克莱尔
澳大利亚留学生委员会主席王子绍（Oscar Zi Shao Wong，音译）告诉《凤凰周刊》，对一些留学生来说，眼下形势“太难了”，他们无法准时返回并顺利开始学业。“一般来说，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学生在申请澳大利亚留学签证时可能会面临更长时间的审核，等待期有时甚至超过三年。”
疫情暴发前，每周有约150个航班往返于中澳之间，而目前，仅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厦门5个内地城市开通了与澳大利亚的直航，航班全由中方的航空公司执飞。据《澳大利亚卫报》报道，近几日，从中国飞往澳大利亚的大多数航班几乎都是满员，但返回中国的航班乘客较少。澳大利亚航司也在积极处理来自中国学生的咨询，预计将恢复更多直航。
Scape集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学生公寓所有者和运营商，其创始人克雷格·卡拉赫（Craig Carracher）向《凤凰周刊》介绍说，自去年8月以来，房间的预订量一直“非常大”。在悉尼和布里斯班的1.2万套学生公寓，大部分由中国留学生预订，最近有很多人通过越洋电话预订房间，但因空余房间极少，只能把他们的信息列入等待名单。
另一家Cedar Pacific公寓集团首席运营官保罗·费尔（Paul Fell）也坦言，留学生的需求超过了预期。该公司最近在墨尔本开发了三座学生住宿楼，其中刚刚开业的一所公寓楼位于墨尔本大学附近，高51层、共计900个床位，目前入住率已达74%，墨尔本皇家医院附近的公寓楼，入住率也达到71%。
“每10位澳大利亚高校生中就有7位来自海外，其中中国人占18%，其他亚洲国家占14%。”费尔告诉《凤凰周刊》，不过在新冠疫情前，中国学生的比例能占到30%。
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发出的一则消息，更令留学生们感到焦虑：一些首府城市今年的空置率已接近零。与此同时，据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公开数据显示，从2023年1月1日至1月25日，已有3500余名中国留学生抵澳。
“72%的中国学生会选择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八所澳大利亚名校就读，估计8%的中国本科生以及更高比例的研究生难以在新学期伊始顺利返校。”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简称Go8）执行主任薇琪·汤普森（Vicki Thomson）承诺，他们正在敦促澳大利亚政府优先处理所有国际学生的签证，尽量减少干扰因素。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执行主任薇琪·汤普森
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发言人亦承诺，考虑到诸多不可抗力，他们将继续为无法回来的海外学生提供远程教学，直到第二学期全部恢复；墨尔本大学的发言人则表示，第一学期会为一些研究生继续提供在线学习项目，但所有本科课程将在线下进行。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Phil Honeywood）表示，所有海外留学生中，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据首位。截至2022年11月中旬，已在澳大利亚高校注册的约6.2万名中国学生并不在该国境内。过去一个月内，澳方又接受了7900名留学申请者。“就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想必很多中国学生正在争先恐后登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班。”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
存在“反向留学”，但性价比较高？
Jackie Fang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会计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她告诉《凤凰周刊》，“我们专业同年级的有80人，其中52个中国人、19个印度人，只有两个本地人。分小组做作业的时候，有时只说中文就够了，微信是主要的联络工具。学校留学生协会会长、大部分理事也是中国人。”
不仅同学，该专业的许多教授来自印度和东南亚，而他们的助教则是地道的中国人。“为了便于中国留学生修学分，学校还开设了诗词鉴赏、中国文学、英译汉等选修课。”Jackie自嘲说，自己几乎没什么机会说英语，反倒是跟着室友学会了粤语。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不再是奢侈品。这种现象被留学生群体戏谑地称为“反向留学”。
中国海外留学生情况一览表。
2022年10月初，网上传播过一个“英国大学课堂上都是中国人”的视频，点播量过百万。该视频中，一间能容纳百人的阶梯教室里，放眼望去，几乎全是中国学生，连台上的授课老师也是中国面孔。如果视频不标明拍摄地在诺丁汉大学，还以为是国内某所高校。
据领英大数据统计，2022年有20.7万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中国已经连续14年蝉联美国最大生源国；而英国校园中的所有非欧盟学生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更是中国留学生眼中的“香饽饽”，在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科技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占到该校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比例高于欧美任何一所大学。
澳大利亚各大高校，到处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Jackie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本科是在国内念的，并不是双一流院校，加之本科读的是工商管理，毕业后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父母曾劝她尝试考公务员，但2021年国考人数飙升到157.6万，平均竞争比约61:1，难度可想而知。“我曾在大三时准备过考研，但竞争压力太大，宿舍6个人，5个要考研，一个当时在学雅思，准备申请英国研究生。”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创下历史新高。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招生总数——2022年约为110万人，“上岸率”仅24%，预计2023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将突破474万。
中国教育在线每年都会编制该年度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参考近两年的报告不难发现，考研大军中超八成考生本科毕业于非双一流院校，近一半人备考时间在6至12个月，而通过率不足18%；其中，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录取率更是低至9%。
而低录取率并不是唯一困扰考生的难题，在就业压力的刺激下，热门专业的报录比更是惊人，如南开大学金融学报录比为14.1:1、法学院12.7:1、经济学院10:1。
“大三期末时，我和父母商量转变思路，与其在考研大军中被淘汰或是毕业后找个月薪只有三四千的工作，不如搏一把去出国留学。”Jackie说，打定主意后，她便利用大四实习的时间咨询中介、比较各国优势、突击雅思，最终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塔斯马尼亚大学。“虽然它不属于澳大利亚八校联盟，但相对而言，两年硕士扣除假期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半，毕业证很容易拿，结业也不用写论文，一年学费只需10万元人民币，生活成本也比英国等地便宜。”
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澳大利亚有5所大学排入全球前50名，7所大学排入前100名，这对于一个只有39所大学的国家来说，可谓最好的招生简章。
此外，之所以选择澳大利亚，是因为它相较于美国，入学门槛略低；相较于英国的一年制硕士，又没那么“水”；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也不用另外再学习一门语言，而价格适中、环境宜居、与国内时差小、移民可行路径多也是加分项。
因此，全球知名教育网站education.com最新发布的“2022年全球十大最佳留学国家排行榜”，澳大利亚力压之前的冠军加拿大，首次登顶榜首。
澳大利亚力压加拿大，首次登顶最受欢迎留学目的地榜首。
用Jackie的话说，唯一尴尬的，是发现自己好像出了国，又好像没出国。对于未来，Jackie仍然充满希望，她笃定回国后会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也会比同龄人在婚恋市场上更富竞争力。“毕业后，我会争取在澳大利亚先工作两年攒攒经验，这里蓝领的平均年薪都有5.6万澳元（约合27万元人民币），是劳动者的天堂。”
教育一直是澳大利亚第五大出口产业，其贡献的价值几乎与黄金相当。疫情前，教育业为该国经济创造了400亿美元收入；疫情暴发后，这一数值骤降至220亿美元。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9月澳大利亚有165149名中国学生签证持有人，但2022年同月这一数字下降53%，仅为78234人。
中国赴澳留学生的申请数量受到疫情影响。
总部位于悉尼的澳中研究小组（Aus-China Study Group）一直在为中国学生提供国际教育支持服务，其负责人伊芳·麦克阿瑟（Yvonne McArthur）透露，他们的业务相比疫情前下降了约七成，几乎“摧毁了整个行业”。纽星达教育移民中心墨尔本分部主管Kirk Yan坦言，过去两年留学申请数量接近腰斩。
随着中国学生人数的减少，一些澳大利亚高校正经历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降低工资、削减教师和员工，并放弃一些学科，这将严重影响该国教育和研究。
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国际留学生，尤其需要中国学生。普华永道做过统计，学生每花1澳元学费，会同时为该州经济贡献1.15澳元。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霍尼伍德（Phil Honeywood）表示，直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后，中国学生的申请量才出现“大规模”增长。但学生签证的申请量依然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三年间，新增印度学生签证申请量首次超过中国。
谈到“学历通胀”的话题，Kirk Yan指出，虽然这两年“反向留学”“水硕”成了热词，但远未达到“泛滥”的程度，毕竟只有金字塔尖的家庭才会选择送孩子留学。
“从QS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高校表现优异。全球就业最好的十所大学中，澳大利亚占了两家，其中悉尼大学排第四，墨尔本大学第七。在受雇主欢迎排名方面，澳大利亚高校同样名列前茅。”Kirk Yan向《凤凰周刊》介绍说，留学不单是获得海外文凭，更是为了提高外语水平、拓展交际圈、开阔国际视野。“现在除了本就热门的会计和IT专业，护理、社工、教师和律师等专业的咨询也明显增加，证明赴澳中国留学生的选择更多样化了。”
留学澳大利亚，仍要防范隐性风险
1月25日，塔斯马尼亚州著名景区布鲁尼岛，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人们将象征安息的白菊放在灯塔湾岸边，以纪念2021年11月7日在此溺亡的16岁中国少年Harry。
惨剧发生前，他已在塔州首府霍巴特的一所中学学习了三年。事发后一年多，他的朋友们终于等来官方验尸报告，确认其是在潜水时被尼龙线缠绕脚踝从而溺亡。事故发生后，负责照顾Harry饮食起居的当地寄宿家庭也接受了调查——为何他们会允许他一个人去潜水？
对于未成年的留学生，如果选择校外住宿，必须要选择寄宿家庭。随着国际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寄宿家庭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无论饮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存在差异和隐形风险。
此外，前面提到的“反向留学”也在让留学生的身份变得尴尬。与大多数考虑留学的人一样，中国学生在出国前也期待着能结识澳大利亚同龄人、体验当地社会风情、实现跨文化交流。
澳大利亚高校的课堂一角。
但事实上，由于当地大学要创造收入，一些课程从一开始就以吸引国际学生为目标而设计，尤其是商业、经济、金融、会计等领域的硕士课程。此外，中国学生所期待的与当地同学打成一片的画面也没能出现——很多人发现，自己与非中国学生几乎隔绝，失望感油然而生。
即便把国际学生和当地学生放在一起，也不一定能自动形成友谊。曾在悉尼某所大学就读本科的Mona说，即便在混合教室，社交也是完全分裂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坐在一起，当地人则与当地人相处。私下交谈中，每个群体都在抱怨对方，中国学生经常感到被当地学生冷落和排斥，一些当地人则对中国学生的存在感到不满。
更别提中国学生还面临诸多生活上的问题，而澳大利亚高校却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包括打工时与雇主的纠纷、租房时与房东的纠纷、对该国法律体系的不了解、无法获得心理辅导等。
更为“隐形”的风险，来自近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
例如，澳政府2021年拟议的“大学反外国干涉指导方针草案”，让本国大学生接受训练，发现校园内的“外国干涉威胁”并向当局报告。这被普遍认为针对中国。而悉尼科技大学针对国际学生的迎新计划中，会指导学生如何报告其他学生的恐吓和监视。
早在疫情前，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多·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主题是“中国留学生热潮及其给澳大利亚高校带来的风险”，文中宣称，一些澳大利亚高校正在玩火，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尤其中国学生的收入。一些欧美媒体也添油加醋道，“为了增加收入，澳大利亚高校牺牲了本国的价值观甚至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习惯于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然而，随着中澳关系的恶化，该国一些政客会将与中国有关的所有话题政治化，如一些中国学生因隐瞒军事训练而被无端驱逐出境，一些澳大利亚研究机构也暂停与中国机构的合作等。尤其疫情期间，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歧视性言论和行为增多，导致许多中国学生不愿前往澳大利亚留学。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警告称，当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时，从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或许会发现，在祖国更难找到工作。
对此，去年5月，澳大利亚高校的15名学者曾向联邦政府发布公开信，呼吁改善对华关系。随后，联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以吸引国际学生回归，包括免除630澳元的签证申请费，并取消了每两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上限。
新南威尔士大学前校长也曾呼吁，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如何担负起教育包括10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每一位在校大学生，而不是制造声称“中国干预澳大利亚高校”等耸人听闻的舆论。“错误的、有偏见的、煽动性的暴力和偏执会使我们走上黑暗之路。这一切都与我们在中国学生中所看到的正直、友善和能力的事实相去甚远。”
更何况，中国留学生已然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这不仅是“八校联盟”，更是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