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北京海淀中产妈妈把孩子送入黄庄各大培训班；顺义精英妈妈早早地让孩子考过托福，力争攀上美国常春藤；家长们在社交网络上攀比升学考试、自主招生、奥赛夺奖的安排计划——这都是今日随处可以见的“鸡娃”景观。“鸡娃”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指的是流行于中国城市的、家长不断为孩子安排活动、“打鸡血”激励孩子拼搏的行为。
上个月完结的国产电视剧《小欢喜》也展现了北京三个中产家庭应对高三的生活百态，其中一位妈妈为了让女儿上清华大学，生生将她逼入了抑郁境地。与《小欢喜》在地点和题材上遥相呼应的，是一部在暑期上映的电影《学区房72小时》。电影浓缩了上海一户人家在短时间内换学区房的焦虑氛围，大学教授为了给女儿换到更好的小学学区，毅然决定从两室一厅的房子搬入一室户的“老破小”。
“鸡娃”的进程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路向上，高考要考入顶尖名校，出国要进美国常春藤。所谓“鸡娃”，“鸡”的到底是家长还是孩子？
学区房
《小欢喜》展现的是高考备战，《学区房72小时》讲的是小学入学——高三高考与小学入学，恰好象征性地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一头一尾，巧合的是，两个故事的开端也都与“学区房”有关。
学区房有什么用？在《小欢喜》中，乔英子一家居住在著名的高中学区房“书香雅苑”——小区的名字就已经透露出其学区性质。乔英子的母亲宋倩还经营着若干套学区房的出租，乔英子的同学、方家和季家分别从宋倩手中租下了房子，这也成为三户人家得以相聚的前因。家长选择住在“书香雅苑”，理由是离学校近，留给孩子学习的时间可以更长。这个小区的时令节气似乎都是依照着高三学生的时间表进行的：在高考来临之际举行一年一度的集体祈福庆典，家有考生的家庭在门口贴春联，小区内弥漫着一种高考的“节日气氛”。
“书香雅苑”事实上并不真正牵涉到住户孩子的入学机会，而更像是一个学校以外的、高三学生与家长的生活舞台；与之相比，电影《学区房72小时》里的学区房故事显得现实感更强，也更加危机四伏。
主角教授一家面对的情况是，如果进不了学区房，孩子就不能在理想的小学入学，接下来的人生可能都会受此影响。教授找到的那个学区房远远比不上“书香雅苑”的公寓体面舒适，那是个简陋的一室户，位于顶楼，一进门尘土飞扬，地板吱吱呀呀，全屋只有一个狭小的老虎天窗；而在中介口中，这个房子再合适不过，在市场上极其抢手，需要在72小时内完成交易。教授还没来得及卖房子，就已经签下了学区房的购房合同。
虽然故事的紧迫感、危机感有所不同，但二者无疑都体现出了学区房的重要性。学区房正与教育隔离问题相关。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邻里社区的阶级隔离开始转化为校园内的教育阶级隔离，来自富裕家庭的学龄儿童更多居住在好的学区内，更为重要的是，家长在为好学区竞价时，竞争的其实是学区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长，而并非高质量的学校和教师。帕特南认为，起作用的并不是学校做了什么——在孩子们入学之前，差距就已经拉开。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为学校带去了完全不同的资源和习气，来自富裕高知家庭的孩子把父母作为资源带入所就读的学校，而经济拮据家庭的父母想要参与学校的事务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帕特南的分析一致，我们也可以在这两部影视剧里看到，学区内家长关系的重要性甚至高过学校和老师。《小欢喜》中方家、乔家和季家感情交流融洽，在孩子发生冲突之时，彼此可以交流协作，连备考资源都可以共享，季家请来的高级教师上课也可以让另外两家的孩子一同参与。与“书香雅苑”和谐温馨的氛围相比，《学区房72小时》里的幼儿园家长见面场面堪称剑拔弩张。这位大学教授也正是因为在幼儿园里与另一位家长起了冲突，才下定决心换房子、换学区——他去幼儿园接孩子，遇到一个男孩挥舞刀具威胁他的女儿，而对方家长对此不以为然。教授心想，必须换一个好的幼儿园，才可以避免日后和这些人相处。
密集型教养
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为何家长要如此紧张孩子的教育问题。
密集型教养（intensive parenting）结合了权威型与专断型教养的方式特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安娜·鲍姆林德识别出三种主要教养方式——专断型authoritarian：要求绝对服从；放任型permissive：鼓励自由；权威型authoritative：通过塑造价值目标来影响孩子），父母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生活，一方面制定出许多规则和禁令，另一方面也投入大量时间来激励和支持孩子的学习活动。对密集型教养更生动的形容是“直升机育儿”，这也与《小别离》中母亲宋倩通过透明玻璃墙时时刻刻观察女儿的画面非常贴合。
《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列举的密集型教养的例子之一就是著名华裔“虎妈”——《虎妈战歌》的作者、耶鲁大学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蔡美儿的观点是：应当迫使孩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并激励孩子追求成功。这也不禁令人想起宋倩在剧中将严厉细微的控制监视与一贯的激情鼓励相结合的做法：在高三开学的祈愿大会上，她想让女儿在气球上同时写“考700分”和“上清华”，前者可以被视为一种迫使——英子并不想写700分，后者则是梦想的激励，两者互相结合，映照了她教养女儿的最主要方式。
根据作者的分析，密集型教养的兴起与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上升趋势是一致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回报是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关键因素；一个地区收入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率越高，越容易出现密集型教养。（经济学家计算教育回报率的标准方法是将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比较。）他们试图证明，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经济前景，父母干预的强度会随着教育的经济利益增大而增加。也就是说，“虎妈”“虎爸”和“直升机式育儿”在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更为常见，这也可以从经济学而非单纯的文化角度解释，为什么荷兰父母会采用更宽松的育儿方式、瑞典父母更在乎让孩子成为孩子，而中国和美国的育儿战役则硝烟四起。
如果将育儿比喻成一种投资模式，促使父母区别对待男孩与女孩的因素也同样是教育回报率：一旦受过教育的女孩在劳动市场面临歧视，女孩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就会较低，那么家长投资女儿的动机就更弱，这将加重女性劳动市场的恶性循环，也证明了社会歧视会反过来加强带有性别偏见的教养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女性教育回报较低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女儿身上，其实也体现在妈妈身上，从近期社交网络上广泛讨论的顺义妈妈身上便能看出这一点。一篇题为《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理想》的文章称，顺义妈妈是一群为了培养孩子挤进常春藤耗费大量时间的全职妈妈，她们帮助孩子科学地安排时间、学习各种技能，而她们自己也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英美留学海归占大多数”“Wharton、Harvard、Yale名校全球覆盖”。名校教育背景让顺义妈妈成为了合格的教育经纪人，但如果从她们自身的教育回报率来看，妈妈们“以孩子的成功界定自己的成功”、拼尽全力“鸡娃”是否“合算”，或许也是个问题。
一位上海家长写下了“魔都鸡娃生活手册”，从中我们也可一窥母亲的辛劳。她们不是顺义的全职妈妈，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因为兼顾工作与密集型教养，育儿任务更加繁重：“一个典型的魔都鸡妈，是家里有好几套书，刷了好几遍题，每周好几个班，手里好几个群；她们上班准时打卡，政策及时去查，下班回家陪娃，群里资源共享。而没人敢说自己在鸡娃，各个都说自己是放养。”
育儿陷阱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不同人群之间的育儿不平等也在加剧。《爱、金钱与孩子》作者将之称为育儿差距演化成的“育儿陷阱”，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在比较富裕的群体中已经形成共识，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共同抚育孩子，并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方式——就像顺义精英妈妈一样；而弱势家庭中的父母在育儿方面面临着种种局限与阻力，蓝领家庭的父母可能不会有动力去强调推理或讨论的方法，因此不同家庭的育儿差距可能会增加来自弱势背景孩子的困难，也会成为不同阶层社会流动的障碍。不平等将加剧社会中的育儿差距，而育儿差距又将孕育更多的不平等，这就是所谓“育儿陷阱”，也正与经济学中所说的“贫困陷阱”——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无法摆脱糟糕生活的原因与结果——十分类似。
与《爱、金钱和孩子》一致，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一书中也指出，育儿不平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更在于父母可以为孩子奠定的社会关系、积累的文化资源以及从小塑造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富裕的家庭不仅可以帮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也可以通过塑造阶层品味、价值观和互动方式，最终影响孩子进入职业的机会，并以此完成从父母到子女的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在考察顶级投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招聘策略之后，作者认为，经济精英的社会封闭仍然存在，只有少数的寒门贵子才能打破惯例。而在全球化的赢家通吃的体系下，更多的父母会在更早的时候为孩子在幼儿园谋得位置，不平等的教育在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出现，“选拔学生进入特定道路的标准表面看来不带阶层偏见、人人都可获得，但实际真的走上这些道路，需要父母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
“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这也是对一线城市中国“鸡娃”家长的要求，也同样是令许多家长哀叹“鸡娃”不易的缘由。在专门面向家长的家长帮bbs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鸡娃”的心得体会，写在最前面的一段总结是这样的：“养一个小孩，心里有爱不是万能的，兜里没钱是无能的，光有钱但没时间去鸡，也是万万不能的。” 有趣的是，作者将“鸡娃”的家长划分为了工薪阶层的“外围鸡”和手握核心资源的“精英鸡”——前者是人们常见的辛苦家长，他们陪着孩子去机构、买网课、买教辅，而后者被作者描述得充满神秘色彩，掌握着一般人没有的门路，这些人可以“依赖熟人的介绍和推荐”、“通过秘而不宣的考试和面试”，最终事半功倍地“鸡娃”成功。在这两种之外，还有完全放弃的“橡皮鸡”。
这也是《小欢喜》没有展现出的另外一面：毕竟这三户人家仍然大体同处一个社会阶层，彼此在育儿方面没有体现出巨大差异。三个家庭中经济状况最为危险不利的是方家，父亲母亲双双中年失业，还戏剧性地遭遇金融诈骗，变卖房产偿还债务；然而从家长教育背景看来，父亲毕业于政法大学，母亲毕业于财经大学，并不逊色于其他两家，他们在方一凡升学的过程中也做到了消息灵通、支持有力，得知艺考消息后反复斟酌、行动迅速，还联系了昂贵的艺考培训老师（剧中透露价格为每月2万）。这部电视剧所讲述的高三故事是，如果三个孩子的前途有所差异，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怀揣着不同的梦想，而并非因为家庭条件存在差异：高考前，他们在长城上分别大声喊出自己的愿望，完全没有任何重合，但都一样充满希望、令人感动——让我们在某个时刻忘记了那些更底层的孩子和那些不曾喊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