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70年代，本业为经济学的台湾地区学者高宗鲁对早年在美的华人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在美国收集相关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历史学会出版的一份刊物中，发现了一篇由沃纳（William F.Worner）撰写的关于一位在美国内战中的中国兵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将其译成中文，发表在1975年《传记文学》第27卷第三期中，题目为《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这是吴虹玉的故事第一次被中国学术界所关注，但是此时人们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将其名字译为“吴恒毅”。
1990年代，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在美国访学时，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美国圣公会档案总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撰于1915年，由吴虹玉口述、朱友渔笔录整理的《吴虹玉牧师自传》。徐以骅此后将这篇自传译成中文，发表在1999年的《近代中国》杂志中，从此吴虹玉的名字才开始真正被学术界更多的人所了解，他的故事也逐渐从历史的尘埃中慢慢浮现出来。不过，此后除了教会史偶然会提及他之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寥寥无几，逐渐被湮没在故纸堆里面。本文仅在徐以骅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一些资料，对吴虹玉的一生做一补充。
生平与家世
吴虹玉原名吴珙南，字洪玉，后改名为吴虹玉，英文名字为Hong Neok Woo。1834年8月10日，吴虹玉出生在江苏常州阳湖县庵头村。庵头村，根据2013年修的《庵头吴氏宗谱》，就在今天的武进县湖塘镇。吴虹玉的父亲小名五郎，本姓徐，从小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舅舅，改姓吴，名叫吴正慧。吴正慧成年后陆续生了三男一女，吴虹玉是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便早殇，一个也没有活过三十岁。吴虹玉承担了两代人延续子嗣的希望，一直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得到了家中最多的关爱。但毕竟吴正慧是异姓人，吴玉虹祖父母相继去世后，族人趁机夺走了他家的一部分田产，日子日益艰难，好在母亲杨氏的家人给予了他们很多帮助。
吴虹玉十岁入乡塾念书。家谱中称他：“秉性颖悟，读书过目成诵，幼怀壮志，尝语人曰：‘大丈夫不甘雌伏，要雄飞。’古人为斯言，岂欺我哉！故乡党名宿先生咸以大器期之。”（许树勋：《虹玉翁序》，《庵头吴氏宗谱》卷二）不过这只是后人对他的溢美之辞，他自己曾经承认少年时代记性不好，前读后忘记，不算是个好学生。当时的吴虹玉就只是一个普通而又倔强的乡村少年而已。
就在吴虹玉祖母去世的1842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南京条约》签定，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1843年11月17日，第一任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开埠。吴虹玉所在的湖塘桥镇是常州当时的土布生产基地，商品经济一直都比较发达。据吴虹玉回忆，父亲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上海出售土布和其他农产品，当时常州和上海之间交通只能通过水运，时间要三五天，一个普通的农人每月都要去上海贩卖东西，由此可见，开埠后的上海和江南腹地之间联系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要密切，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深远。正是这种密切的联系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吴虹玉的命运。
吴虹玉十五岁那年，即1848年，吴正慧像往常一样来上海贩卖东西，他偶然得知，在自己经常活动的王家码头一带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不要学费，可以学习英文。这几年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不再奢求儿子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而是期盼着他能够成为一个洋行的买办，发财赚钱，去教会学校读书是一条捷径。这所教会学校名为大美圣公会学堂，由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i，1811-1864）创办于上海王家码头（今王家码头路黄浦江口）。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又称安立甘宗（Anglicanism），是基督新教三个原始宗派之一。清代时便已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教士译成圣公会，顾名思义即所谓“神圣的教会”。1842年7月17日，文惠廉借着《南京条约》签订的机会到达上海，开始在此传教，1846年创办了这所学堂。
虽然母亲反对，但在吴正慧的坚持下，吴虹玉到了学校上学。学校不久就迁到虹口，校址南接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东濒虹口河，西靠文监师路（即今塘沽路），北邻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吴虹玉在学校里结识了很多同学，其中就有一生的挚友颜永京。吴颜两家多次联姻，吴虹玉的妹妹嫁给颜永京的弟弟颜如松为妻，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是他们的孩子。1849年10月22日，包括吴虹玉、颜永京在内的12位同学在学校礼拜堂由文惠廉施洗入教。1850年，一场伤寒袭击了上海，得益于教会的认真照料，吴虹玉卧床三个月之后痊愈，但是父亲吴正慧却因伤寒而病逝于上海。父亲的灵柩被送回常州下葬时，学校不想他回乡参加丧礼，借口是会传染，其实是担心吴虹玉回去参加中国传统的葬礼，有违教会的教义。不过后来吴虹玉的行为多次证明，他虽然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从来没有忘记过。
美国经历
吴虹玉在学校的平静生活延续了七年后被一个大事件所改变。1854年3月31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佩里强迫日本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称《日米和亲条约》），日本正式对外开放。条约签订后，佩里所率舰队中的几艘军舰，包括萨斯奎哈纳号（Susquehanna）和波氏坦号（Powhatten）顺访上海。当时圣公会是沪上唯一的美国差会，舰上的军官常来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吴虹玉听说美舰不久将返美，遂萌生了随舰游美的强烈愿望。临行前，吴虹玉回常州一趟，和母亲进行了一次长谈，宽慰她说三年后一定回家。启程前，他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留了一些银元给她。母亲接到信后马上乘船来上海，准备阻拦，可是等到母亲来到上海后，吴虹玉已在海上，这一别也是永诀。
沉浸在闯荡异国他乡激动心情之中的吴虹玉告别了上海，随着军舰驶出了吴淞口。在萨斯奎哈纳号舰上，吴虹玉被派给随舰医马塞史密斯（Dr J.S.Messersmith）当侍应生。1855年3月，舰队抵达费城军港。马塞史密斯医生把吴虹玉带到老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镇Lancaster。有研究者曾说吴虹玉是上海第一个留美学生，其实他在美国从来没有真正读过一天书，吴虹玉更有兴趣的是学习技术。他曾想当一个技工，去过兰开斯特火车机车厂谋职，但因工厂萧条而未果。后来他进入《兰开斯特调查者先驱报》（Lancaster Examiner and Herald）报馆学印刷业，前后在该报馆任职七年。他也曾在另一家《每日快报》做工，右手中指曾被机器严重轧伤，幸得医治而未致残。日后他回沪创办医院，当年的工伤事故想必也是一种驱动力。
吴虹玉居美九年，与家人的消息时有时无，1856年7月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是过了好一阵子才知道的。1860年6月22日，吴虹玉在兰镇地方法院宣誓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内战前少有的几位归化的华裔公民之一。加入美籍的第二年，美国内战爆发。1863年，南部邦联军队进犯宾夕法尼亚，吴虹玉响应州长号召，应征入伍。不过所在的连队并未经历过任何战役，他前后算起来一共只在军中服役48天。吴虹玉曾在《自传》中写道：“1863年6月29日，我不顾兰镇友人们的反对，自愿报名参军。因为我认为北方反对奴隶制是正义的。但友人们却以为我不该参军，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因为我的同胞和家人全在中国，而在美国我既无财产又无亲人需要保卫，大可不必自愿参军。”尽管他并未经历过战斗，但从这句话中也可以体现出他的高度正义感和使命感，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他而感到骄傲。
当时参加美国内战的华人还有好几位，美籍工程师张书华曾经根据这些情节写过一部小说式的故事《狮之魂：美国内战中的中国战士》，201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可惜的是，张书华并不知道这几个人中最有名的Hong Neok Woo是谁，有人还以为他是广东台山人。
勤于赞事
1864年2月，吴虹玉搭乘同孚洋行（Olyphant Co.）为上海与汉口间航运而造的“九江号”轮船回到中国。5月17日船抵上海，吴虹玉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后，吴虹玉就成为一名圣公会的牧师，与黄光彩、颜永京并称为圣公会三位华人先驱。他的教会生涯一直持续1910年。
吴虹玉在初任牧师时曾研修过神学，但是他的理想并不在此。1875年，他在给圣公会差会部干事度恩（Richard.B.Duane）的信中写道，人一到不惑之年，便“须勤赞事而非专赞学”。“勤赞事”便是吴虹玉生涯的一个真实写照。如果用传统的中文术语来形容的话，吴虹玉一生都注重躬行实践，经世致用，而且他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者，对实践的重视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所服务。
吴虹玉的教会生涯从一开始便与医院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上海最早的医院之一，今天位于上海仙霞路、愚园路上的同仁医院的创始人就是吴虹玉。1866年秋，美国费城希尔夫人（Miss Shield）赠款一百美元给汤蔼礼，嘱其用于救济穷人。汤氏与吴虹玉商议，决定用此款租赁虹口百老汇路和文监师路转角处两间小屋，开设医局。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玛高温（Daniel. MacGowan）义务前来诊病立药方，由吴虹玉照方合药。未及半年，教会又筹款扩建病房11间，共设24张病床。扩建后医局取名同仁（Amerian Episcopal Mission Hospital），玛氏为主任，吴任助理。1877年，美国圣公会中国传道区第四任主教施约瑟（Samuell Joseph Schereschewsky）上任后，欲出租教会土地，下令拆去同仁医局房屋，逐年延聘的西籍医生纷纷离去，但吴虹玉力主维持，一个人苦苦支撑。1880年12月3日，在孙罗伯、汤霭礼和吴虹玉、黄光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正式开张，文惠廉长子文恒理（H.W.Boone）医生主持。这年的严冬，天降大雪，吴虹玉为收取著名粤商李秋坪对同仁医院所允诺的五元捐款，从江湾徒步至城中李家，李秋坪提到他刚刚捐赠给了静安寺三千两，吴虹玉便力劝李氏继续捐款，造福社会。李秋坪深受感动，又拿出一笔万元巨款捐给同仁医院，建造新楼，这就是著名的李秋坪楼，又称同仁楼。1896年起，同仁医院成了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同仁楼至今仍保存在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
晚年吴虹玉则把精力主要放在开办专事收养贫穷孤寡的仁德所上，这也是当时中国教徒在慈善领域中自立和自治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从20世纪初开始，吴虹玉一再呼吁江苏教区主教郭斐蔚（F.R.Graves）在江湾为教会贫苦教友设立仁德所，但是这个呼吁一时并未得到教会的积极响应。直到1906年某位热诚之的教友捐银一千元、吴虹玉又捐田四亩作为基地，这件事方才有了眉目。他推动各界捐助，在1907年6月费银二万建成仁德所。仁德所位于江湾东镇周家宅，入所者食宿免费，但除无能力者外，均需参加劳动。1919年，吴虹玉在弥留之际，还为仁德所募集建造了新屋。
1896年，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扩建校舍而发愁，他需要建一幢楼作为科学试验及正馆生宿舍之用，他便请求吴虹玉出力协助，吴虹玉不仅自己捐款，还为卜舫济介绍了不少商人，筹到了一大笔巨款。1898年新楼奠基，命名为格致楼，1899年新楼落成。这所大楼和同仁楼一样至今仍然保存在华东政法大学内，2018年1月，华东政法大学对外宣布，“格致楼”修缮工程如期完成。
为华人争权益：外滩公园事件
其实虽然吴虹玉早就加入美国籍，但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切身的经历，使他清楚地意识此时的中国有多么落后，所以他传教并不只是传播教义，创办医院和学校也并不只是简单地为教会服务，他更加希望通过这些来改善同胞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素质，改变他们的思想。吴虹玉从来不只是个单纯的牧师，他的“勤赞事”也不只限于教会事务，他和好朋友颜永京一样都用了大量的精力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而这些社会活动远不止于教徒通常涉足的慈善事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外滩公园事件。
1863年，租界工部局准备整治外滩和苏州河，顺便利用一部分滩地辟建一个公园，1868年，这个公园正式开放。这座公园的名字就叫Public Park，正式名称叫公花园，而中国人习惯将其称为外国花园，外摆渡花园或者外滩公园，今天则名为黄浦公园。外滩公园落成之后，并未公开挂牌禁止华人入内，但工部局曾经授令巡捕禁止衣冠不整的下等华人入园。1878年，香港港督易任后，允许华人出入香港公家花园，上海的一些舆论也开始呼吁外滩公园向华人开放园禁。1881年，颜永京、唐茂枝等以入园被阻，致函工部局质问。工部局先在复信中表示，花园面积有限，势不能尽容华人入内，故禁止下等华人，但衣冠整洁的上等华人可以入内。可5天以后，工部局又公开称：“工部局不欲承认华人有享用公园之任何权利。”1885年，工部局公布了园规《游览须知》，这个园规的第一条是规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五条则规定除西人用仆外，华人不得入内。此后这个规定就被人们简称为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一侮辱性的规定惹怒了当时的国人，尤其是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的那些国人，他们深深感到了屈辱，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领头的便是吴虹玉和颜永京。其实吴虹玉是美国籍，并不在限制之列。但是和当年他作为一个华人参加美国内战一样，吴虹玉从来不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无关，而且他更想要通过这件事让自己的同胞意识到什么是公民，什么是权利，让他们提高政治意识，为日后改变国家的命运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传教的关系，吴虹玉一直和上海的买办绅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和颜永京联络当时的知名买办陈咏南等一共8人，于是年11月25日联名写信给工部局，要求拆除这一须知，并提出有条件开放公园的建议，如设华人游园证，每周指定二三日，为华人持证游园期，添辟公园，扩充面积。他们的举动受到了华人舆论的积极响应，《申报》就专门发表评论，指出公园的捐款大半出自华人，而且名称是“公园”，却独于华人严其厉禁止。可是工部局12月2日仍复信拒绝：称未经外侨表示意见时，未便以此特殊权利相允许，推说要提交下届纳税西人年会审议。
吴虹玉并不甘心这一事情到此为止，所以便和颜永京等一些同道开始酝酿着要通过身体力行来宣传鼓动这件事，以警醒国人。在他和颜永京的策动下，1886年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颜永京、吴虹玉、宋耀如、倪韫山等6人华人传教士相闯外滩公园，要求免票进入公园宣传圣经。他们当然被巡捕遮挡在门外，还和巡捕撕打了起来。
离开公园后，吴虹玉他们继续坚持不懈，通过各种渠道到处呼吁，甚至连年运动纳税西人提出议案，但荏苒经年，毫无结果。1889年，他们又联名致信给当时的上海道台，称公园为中国土地，经费亦多出自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不得入园一步，实为不平之事，“小之足以辱及个人，大之丧失国家尊严，试问此园既以公共为名，果将居我华人于何等地位！”上海道台接信后又与工部局交涉，工部局在听从英国驻沪领事的意见之后，同意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根据华人的要求，酌表发放华人游园证，但是签发手续甚繁琐，每证限用一星期，领证的人并不多。据统计，1889年共发183张，以每证4人计，全年入园华人只有700多人。外滩公园真正向华人开放是在整整四十年之后，1927年，北伐节节胜利之时，才于1月通过开放公园方案，至1928年7月1日起，中国人可购买门票入内。
吴虹玉他们当时的努力看起来似乎没有改变任何事，但其实已经改变了几个参与者的命运，由此也间接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年轻的宋耀如一气之下渐渐放弃传教事业，开始寻求革命的道路；倪韫山的女儿倪桂珍和他由此相识相知，这场抗争成就了一段日后影响中国的婚姻。吴虹玉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宋耀如，宋家的好几个子女包括宋子文都出生在同仁医院，宋庆龄不满周岁时突发重病，被来探望倪桂珍的吴虹玉的女儿吴美利得悉，吴虹玉闻讯后，便冒着风雪到同仁医院请来一位医生，才使宋庆龄转危为安。吴虹玉还通过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多次捐助宋耀如和孙中山的事业。二次革命后，宋耀如家里在夜间受到枪击，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吴虹玉家中避难，此后又在吴虹玉的资助下，登上赴日本的轮船，与孙中山会合。
1918年8月，吴虹玉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他在救主堂召开感恩会，当年他在教会中收养的儿童以及他的亲人们，大都从世界各地赶回到上海，专程为他庆祝。自幼跟随他读书，刚刚从巴拿马领事任上返回的徐庆善专门送上一根用巴拿马的树木制成的拐杖，吴虹玉则向大家每人赠送一本圣经。这时他已经自觉时日无多，这场感恩会其实相当于一次告别。一年后，1919年12月18日，吴虹玉在上海去世，享年85岁。当时报纸上评论他是“中国牧师老前辈，生平笃信宗教，热心社会事业，江湾教堂及仁德所均其手创，上海同仁医院，君亦为发起人。平日劝人谆谆不倦，老而弥笃，诚中国人不可多得之德行家也。忽归道山，闻者惜之”。
张书华曾借当年美国人的评价Great Lion，用“狮之魂”来形容参加过美国内战的中国人，这个词用来形容吴虹玉的一生同样当之无愧。当年拿破仑说中国是个睡狮，而这个睡狮有着不凡的强大的灵魂，有着一日醒来，将会震惊世界。吴虹玉生在中国最积弱积困的岁月，他不平凡的一生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具有着坚强、善良和勇敢的优秀品格，也预示着中国未来崛起的命运。吴虹玉在美国当过9年印刷工人，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回国后创办了同仁医院，并间接地资助了中国革命。他不仅是早期中国教会史、早期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见证人，他的很多行为都不断地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虽然多年来，他这不平凡的一生经历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今天仍然埋没在故纸堆中或者学者们的论文中，甚至他的家族也早已将他遗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他当年这些所作所为并非只是为了让后人记得。历史终究是公平的，他在一百多年前的努力不断点点滴滴地改变着他的国家和人民，一百多年前外滩公园的故事再也不会在今天重演，而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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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