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卢俊杰
成人小饭桌方便了越来越忙碌的城市人，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违法风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韩茹雪 发自江苏无锡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在无锡的一家拉面店，林安安聊起“小饭桌”的话题。原先供给小学生的标准化“小饭桌”，正在邻里之间、家庭之间铺开，一些成年人甚至交费去和小学生一起吃“小饭桌”。林安安也想吃，她的描述带着十足的感性，也许与最近处于生活的低谷期有关。
林安安生活在江苏无锡，家附近没有菜市场，新婚的丈夫总是忙于应酬。“我总是一个人，锅很大，我总想等两个人吃饭，但机会很少，”大多数时候她不点外卖，喜欢出去吃，因为能感受到人与人的连接。“够不够，给你打包吧，这个萝卜看你挺爱吃的，”林安安听着老板娘的关心，解释这跟外卖打电话说“放门口、来拿”，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微小，但我感受到了。”
相隔1800公里，四川成都，同样是90后一代年轻人的李娜，从老家青海辗转福建厦门后定居成都，她和两位朋友开办起“邻里饭桌”。有的邻居愿意做饭，有的邻居想要吃饭，互助共建的新模式“小饭桌”，自2023年春天开始，在成都越开越多。
大人想吃小饭桌的相关视频，频上热搜，一面是新的社会需求在滋长，一面是新的监管举措在探索，在你来我往的讨论中，小饭桌正开到社会里。
“一起吃饭才会开心”
“来啦，安安，又是干捞全都要吗？”推开不足一米宽的单扇玻璃门，林安安冲老板娘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一家桂林米粉店，开在无锡市热闹的南长街上。店面不大，挨着侧墙，刚好放得下两条长桌，坐6个人已经有些满满当当。林安安告诉我，这是“缩小”后的店铺，原先比这大一倍，新冠疫情期间生意惨淡，老板娘云姨退租了其中一间，“退掉的那间，能临窗看河”，林安安补充着自己的遗憾。
林安安最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失落时她就会来这里吃米粉。云姨整个人是绽放的，无论什么时候去，都会叫着熟客的名字打招呼，这让林安安觉得安心。无锡是她追随丈夫而来的陌生城市，才不过两三年时间，没什么朋友。
林安安在社交媒体搜索“小饭桌”，无锡尚未出现，她又输入类似关键词“上门做饭”，找到了答案。别人在家做好后，可以配送到周围的小范围内，林安安准备尝试。她不喜欢吃预制菜，因此放弃了大部分外卖，“预制菜存在有它的原因，必须要预制才能活下来。生活有时候需要预制，但也需要连接。”叙述中能感觉到林安安希望用小饭桌感受“附近”的存在：“我期待有人敲门，告诉我ta做了什么饭，这会让我觉得大城市里人和人之间还有纯粹的东西，令人着迷。”
通过网上关键词搜索，愿意尝试“小饭桌”的人群中，都市白领占比最高。90后女孩赵可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家银行工作，对于两年时间里中午去吃单位食堂的可能性，她的回答是99%。单位提供的是家常菜，素菜6-8元一份，荤菜12元左右一份，一荤一素加上米饭，不到30元可以解决一顿工作日午餐。每个月单位会往员工的饭卡中充500元钱作为福利，刚刚好够花。
赵可上一份工作的地点在北京国贸，曾因“50元点不到一顿好吃外卖”新闻上过热搜的CBD。当时没有单位食堂，中午要么叫外卖、要么去附近餐厅吃饭。那时候，赵可有两个“饭搭子”，三个人一起可以点两三个菜，大家一起吃。她回忆，楼下有一家日料，还不错，可以吃鳗鱼饭、日式拉面。当然，仅仅是作为工作餐的“不错”，她从没特意去吃。外卖也难免点到不合口味的，赵可不会做饭，也不喜欢油烟味，她期待能有晚上的“小饭桌”可以吃。
她自认是内向的人，但坦言一个人吃饭挺无聊的，“一起吃饭热热闹闹，吃起来会开心。”她分享电影《秋天的童话》里的一幕，有次男女主角闹别扭，女主在珠帘上挂了一个铃铛，上面写着“吃饭吗？”在赵可眼里，“那就是极致浪漫，有人陪伴，是小饭桌吸引我的点。”
“希望全民小饭桌开起来”
都市白领管颖如出生于1992年，和丈夫定居江苏南京，正在开办副业“小饭桌”。她负责网络运营，丈夫负责输出想法，公婆负责具体做饭。
她的丈夫是南京本地人，小学就吃不习惯学校食堂的饭菜，抽空就跑去麦当劳、肯德基加个餐。后来找到学校附近一间一对老夫妻操持的“小饭桌”，在那里吃了一年。
“小饭桌”的记忆延伸到当下，管颖如的公婆退休后照顾小夫妻的衣食起居，两个人开始带饭上班。两人的肠胃不好，家里的菜吃惯了，在外面吃到不干净的就会拉肚子。
管颖如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家里做的菜，后来有人问“能不能给我们打包？”一开始只有一两个人问，她会在社交媒体发新做的菜，后面“客户”突然多起来了。
掌勺的是公公，公公的父亲民国时期在上海开饭店。没做小饭桌之前，他也喜欢研究网上的菜式。婆婆跟着一起忙活，开办两三个月后，现在基本固定每天有20份左右的“订单”。
一荤一素16元，一荤两素20元，两荤一素22元，这是最初的三个套餐，现在组合价格多了，主体还是这三种。自己吃什么，就用什么油盐。都是“客户”先付费他们再送，最早即便有客人点最便宜的9.5元的餐，都是管颖如家人开车去送。现在配送找的是家里的亲戚，按公里算，一块钱一公里，骑电动车送，只能送5公里以内，5公里以外自取。
他们的荤菜以猪肉、鸡肉、鸭肉为主，偶尔做次牛肉，因为后者会亏本。“食材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有次做了40份咖喱牛肉，根本不赚钱，超市买的咖喱不便宜，差不多每半个月我们做一次，当是回馈客户。”
管颖如说，他们的客户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上班族，自己不会做饭，知道有些外卖又贵又不干净，会找他们提前一天订好，定时定点送到。二类是孕妇，在以往的认知里，她们会有老人照顾，但现实并非如此，她发现一些孕妇吃不上可口的饭，点外卖可能不健康，但自己又不方便做。三类是空巢老人，家里只有一位独居老人，也不愿意和子女住，子女就点好送过去。四类是暑假的小孩子订单，尤其是培训班的小孩子会“组团”。
随着“客户”越来越多，有人问是不是有相关资质。管颖如专门咨询过律师，把能力范围内能办的都办了，比如健康证。他们没有想“做大做强”，现在基本也不接新客订单。他们的想法比较简单，“一些连锁店开始做预制菜了，有些价格贵、材料差，我们希望全民小饭桌开起来，我们家就是其中一个。”
《早餐中国》是管颖如最喜欢的纪录片，最打动她的是结尾的时候，每个早餐店老板都会放一首歌。她记得其中有个广东的老板，每天很忙，下午两三点可以休息一下，短暂的一小时后，他将继续忙碌。在那个休息间隙，他都会放音乐来听。管颖如和丈夫结缘，是因为歌单很像，美食配歌曲，两个年轻人觉得很搭，“每道菜都和一首歌匹配。西餐时，煎牛排，要配音乐，周杰伦的歌可以，许冠杰的歌也可以，那种感觉很妙。”
从一家人到一群人，四川成都的“邻里饭桌”小程序也在2023年初上线。李娜是三位创始人之一，她和另外两位创始人都是90后，已婚未育。最初没有想做什么项目，只是关注到自己在写字楼“吃饭难”的问题，然后了解到有人在住宅区里愿意做饭。
他们先建了邻里饭桌蹭饭群，前期给小区的每个“家庭厨师”编号，在群里发菜单、价钱、位置、时间等基本信息，有人预定后，就把“厨师”的收款二维码发过去。
很快，人越来越多，原先的方式行不通了。有的客人有特殊需求，比如“少放点辣椒”，就需要在中间传话。随着量的增加，琐碎的事情与日俱增。联想到过去关乎隔离与封闭的记忆，李娜想着“远亲不如近邻，要打造一个理想社区，不应该是我们来打造，而应该是参与其中的人来打造，让每一个人都入局”。
三个年轻人在网络发了一个“共建者招募书”，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北京、广州、福建等多地的程序员的报名，目前有26位志愿者，他们被视为这个邻里社区的“共建者”，保障“邻里饭桌”的日常运营。
张世平是其中另一位创始人，被李娜称为“行动力最足”的那个。他是丁克，考虑到自己以后上面没有老人，下面没有孩子，中间又是“断亲（不与亲戚有来往）”，他调侃道，如果跟邻居关系不好，晕倒了可能都没有人去叫120。
“邻里饭桌”的厨师们不少是来城市帮孩子照顾下一辈的老人。“一辈子没上过班，临了还有个职业，”从农村来成都帮女儿带孩子的丁阿姨感慨，很多时候她并不习惯城市，想回到农村，养养鸭子，种种菜，但外孙女每天下午4:30放学，需要她接。老人以前在农村感受不到孩子的辛苦，来到城市看到孩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原来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也那么累啊”，开“小饭桌”让她每个月多了一千多元的收入，不再觉得自己是孩子的负担。
家庭主妇是构成“厨师”的另一群体。来自深圳的可可妈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辞去高薪工作，全职在家带娃。在家做饭，很多时候可可妈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价值的”，在给邻居做饭的时候，她经常得到赞美，小区里很多小孩见到她都叫她“做饭的美丽阿姨”。
目前“邻里饭桌”只局限在同一小区的物理空间之内，不需要高额的配送费，一是上门拿，一是邻居送，或者约定放在小区的公共空间、下班取，单不会多，能保证菜品的质量。大浪淘沙之下，能留住有分享“共识”的人。李娜们至今没有全职做，而是和线上的共建者志愿投入精力，希望把“小饭桌”开下去。
▲燕幸的“小饭桌”近期餐品 图/受访者提供
小饭桌们的未来路径
探索“成人小饭桌”的还有很多不同模式。
西安女孩燕幸喜欢做饭，工作时间相对灵活，通过社交媒体开起了自己的小饭桌。从2023年5月中旬开始，平均一天出餐15份左右。遇上特殊情况，比如公司突然加班，她会提前告诉点餐的人，还碰见过大雨送餐不便的情况，也遇见过小区临时停电……她想过放弃，但很快就收到点餐人的询问，“他们真的想吃这顿饭。”
对燕幸来讲，工作结束后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干，但进厨房做饭这个事，自己从未排斥过，“生活很疲惫，温暖不多，烟火气是最直观的。”
辽宁营口的宝妈笑笑通过做“预定餐”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小饭桌。“小饭桌不是快餐，快餐是出餐快，我的模式从商业角度看是预订餐，卖完下班，不接受加餐。”她在线上建群、开课，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到更广阔的空间，“一顿饭分不出大城市和小地方，没有谁差这十块二十块。”她认为不存在收入差异带来的推广难题。
成人小饭桌并非全然受到欢迎。在北京国贸工作的郭小蕊对工作餐有自己的标准：满足不让我饿的需求。工作日的话，她基本上不吃晚饭，早饭啃个面包，午饭跟同事吃一吃或者自己吃外卖，吃得健康、能够饱腹就好了，不会注入更多情感方面的需求。反而是周末或者出来玩、休假的时候，会对食物赋予更多情感需求。不上班的时候，要吃点能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她说有一段话可以形容自己的饮食习惯：上班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在格子间里呆五天40个小时，到了周末只想去享受，而且你那个享受是非常动物的一个行为，你只有在动物的行为里面，才感觉到你在做人。她习惯了工作日作为一颗螺丝钉存在，“吃什么对我真的不重要，周末能和朋友好好吃一顿，见面聊聊天，才感觉我和我的味蕾是在好好地存在着。”
对于火热的“成人小饭桌”，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的胡磊律师也曾尝试点过，在他看来小饭桌方便了越来越忙碌的城市人，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违法风险：“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法《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任何人、任何机构提供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时，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火热的小饭桌也应当依法获得许可才能进行营业。“年轻人追捧小饭桌，看中的就是它的新鲜与定制化。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你的邻居隐瞒了严重的传染病病史，你还敢去吃小饭桌吗？”
胡磊认为，成人小饭桌作为新兴事物，社会应当包容新业态的尝试，但任何的创新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他以Airbnb为代表的共享房间旅居消费模式举例称，该旅居消费模式进入国内市场初期，也面临着违反《治安处罚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局面。“在当时，住在别人家里不用登记、不用办理手续确实存在较大的治安管理隐患和法律风险，而且也产生了一些极端案例。”胡磊称，随着相关业态扩大、产业链不断延长等发展，共享民宿的监管也步入了正轨，被纳入了有关部门日常监管的工作之中。
共享民宿的发展模式可能也是小饭桌们未来的路径，胡磊预测说，“法律有着其天然的滞后性，这是客观规律。不能要求任何社会新产业、新模式都在诞生初时就被纳入监管范畴。小饭桌受到追捧，说明了其有旺盛的社会需求，在前期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加强对小饭桌供需双方的法规宣传、政策指导，引导部分经营额较大的小餐桌举办者参照小摊贩、食品作坊进行备案登记，纳入管理，后期的话及时根据新的发展动态进行针对性立法、监督，维护食品安全。”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成人小饭桌实质上就是个体餐饮服务，个体餐饮店所需的健康证、营业执照、餐饮许可证等证照，成人小饭桌都需要办理。如果同事朋友之间为了节省成本，共同出资临时组建起来的成人小饭桌可以理解为聚餐，并不涉嫌违法。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性质上不再是简单的聚餐，已经涉足餐饮行业，成人小饭桌实质上就是定制式餐饮服务，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方面，应当和餐饮服务业同步，应当严格监管其是否落实食品安全管理法规和地方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安全要求；在监管主体上，注册登记方面由市场监管局主要管辖，食品安全方面主要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局管理。
（文中人物林安安、赵可、笑笑、郭小蕊为化名。）